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名实分离”:模式、成因与影响

一体化的深入推动着"欧盟政府"的架构日渐成形,但欧盟层面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机构仍然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欧洲理事会"确定政治方向"的规定非但没有给出答案,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在欧盟层面的机构运作中已形成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以共享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行政决策模式:欧洲理事会行使着欧盟的行政决策权力,欧委会则逐渐演变为欧洲理事会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由于欧盟内部民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这种不同于条约文本规定的行政决策模式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其结果是行政权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得到实质性扩大,对行政权的民主控制和监督也被弱化。此外,该模式更进一步产生了欧委会的角色异化和小成员国被边缘化却无法得到制度救济的问题,从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形成障碍。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名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承诺与对一体化深度的接受度之间形成张力的结果。     

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国议会:发展及挑战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权能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早期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对欧洲事务缺乏参与,逐渐发展到成员国议会的权能不断增强,开始希望积极地参与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欧盟事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不断加强对欧盟事务的监督和审议。成员国议会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机构,其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总体上逐渐上升,政治参与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虽然在全体会议中围绕欧洲事务的辩论仍然有限,但议会间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尽管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越来越多的权力,但其参与和监督审议欧盟事务仍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尤其是欧元区危机使成员国议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提高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地位既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试论欧盟多重治理结构中的民主机制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实行了一套以制度建设为主多重治理结构。与成员国较为单一的民主制度不同,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充分体现在欧洲治理的各层面和各维度上,是西方各种民主机制的杂糅和混合,形成与成员国不同、与一般国际组织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主机制,这些民主机制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欧盟的多重治理结构中民主机制、民主赤字以及未来欧盟民主发展的方向。     

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反思

随着欧盟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危机的突显,欧盟委员会积极地把公民社会组织纳入欧盟政治过程中。本文通过对欧盟委员会有关公民社会的文件的系统分析,指出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变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从只关注咨询利益集团,转而突出广义的公民社会组织乃至"相关各方"的纳入;另一方面,从只关注公民社会组织的提供信息和专家知识的作用,也就是说对输出合法性的贡献,转而突出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消除欧盟"民主赤字"、促进欧盟治理的输入合法性的作用。最后,文章对欧盟委员会纳入战略中存在的问题,诸如促进参与民主的真实性、公民社会组织概念的泛化与空洞化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性等,进行了批评性评价。     

欧盟的“民主赤字”与民主化之路

针对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受困于民主概念的多义以及欧盟性质的含混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本文从代议、参与、社会和经验四个民主视角,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性和政府间性兼具的特殊政体的民主建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欧盟民主是一种发展中的新型超国家民主形式,存在一定的"民主赤字",但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民主问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盟的民主化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尤其是自《马约》以来的20年,欧盟的"民主赤字"已经大为减弱,欧盟已经初步构建起代议为主、其他民主形式为辅的超国家和成员国双重民主制度框架,欧盟的民主化已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欧盟的民主化是世界历史上首次超越国界的民主建构尝试,它具有混合性、竞争性和弱对抗性的特点,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治理形式的重要探索。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比较与评估——以克罗地亚民主化进程为例

在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加入欧盟和向欧盟趋同是评估民主化的两个坐标。起初,政治转轨的开启和入盟的诉求在不同时期为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实现入盟愿景后,以治理为内容、以趋同为形式的欧洲融合成为评估民主化质量的重要参考。后冲突国家和欧盟新成员国的共同属性使克罗地亚成为考察西巴尔干地区和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的民主化进程及差异的极好案例和参照。从过去30年各类民主指数评级、国家治理指数得分,特别是"政府俘获"的情况可以看出,入盟对克罗地亚民主化的正向作用十分显著,但入盟后条件性约束缺失、对国内政治文化传统的"依赖"以及执政集团"政府俘获"能力强大等因素交互使得克罗地亚民主巩固的深化充满着反复、曲折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倒退。前者从西巴尔干成员入盟进度和民主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得到验证,后者在几乎所有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出现的"非自由转向"现象中获得解释。中东欧的现象是否引发了欧洲的民主回潮趋势尚难断言,但无疑为考察欧洲一体化走向,特别是欧盟政治融合能力提供了极好的视角。     

欧盟的外部治理:欧盟在欧洲内外的民主促进

本文将分析在欧盟扩大以及新的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简称ENP)的背景下,欧盟如何通过政治条件性(Political Condition-ality)在目标国家促进民主。通过对比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认为,"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是民主条件性得以遵守的主要驱动性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景以及较低的国内权力成本是有效促进民主的必要前提;同时,民主条件性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目标国家对实施欧盟规则的成本-效益估算,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于政治条件性的合法性、确定性以及公信力的认识。     

欧盟研究中的“治理转向”

本文首先追溯了"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讨论以及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的起源。在此基础之上,文章通过介绍"欧盟治理"概念的主要特点,指出研究的两大方向:一是致力于把欧盟作为"规制国家"进行研究,二是对"新型治理模式"进行研究。文章还通过研究欧盟治理的安排是否以及怎样对成员国的治理范式造成影响,甚至改变成员国的治理范式,以及反之是否亦然的相关问题,来突出研究欧盟治理的两个核心主题。文章最后对同欧盟治理研究紧密相关的规范性关注提出了思考。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欧盟走出制宪困境：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基础条约”

从此次欧盟走出制宪危机来看,欧盟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立场,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多变的博弈.鉴于欧盟双重治理特征,本文在对《欧盟宪法条约》原有内容与"基础条约"的改革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就成员国国家与欧盟超国家利益动态过程和主权让渡及其对传统主权观的挑战进行论述.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生存危机都是机构间关系发生本质性改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这尤其适用于欧盟和经货联盟的危机。本文的主旨是探究危机期间欧盟机构框架的变化。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明确全文的分析结构。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成员国与欧盟间纵向的权限分配？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欧盟制度结构中各行为体横向的任务分配平衡？为了实施新措施，决策者需要哪些民主合法性来源？通过分析可以断定，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转变。     

欧盟科技合作困境:利益分歧与机制缺陷——以“伽利略计划”为例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间综合实力增长的主动力。太空产业因其拥有的重要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各地区的重视。在欧盟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科技合作一直是重点,而"伽利略计划"则是欧盟科技合作的旗舰项目。"伽利略计划"如果实施成功,不仅能进一步增强欧盟的科技和经济优势,而且将提高欧盟在政治乃至军事上的独立性,从而提升欧盟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欧盟始终面临成员国分歧严重、项目管理困难以及国际谈判艰难等问题,使"伽利略计划"屡次延期并严重超出预算。"伽利略计划"推进的困难,凸显出欧盟在科技合作领域遭遇的困境。     

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它意味着欧盟框架下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欧洲化正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它不仅引发成员国诸多政策领域的欧洲化,而且导致其中央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部长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成员国政府机构不断调整决策方式,地方政府也出现了谋求更多自主权的趋势。     

欧盟外资监管改革:动因、阻力及困局

中资收购欧洲高科技企业对欧盟产业竞争优势构成了挑战,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防范意识日趋增强。在德法大力推动及全球外资监管趋严的压力下,欧盟外资监管改革提上日程。然而,受制于"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外资监管理念及政策目标,欧盟委员会改革外资监管体系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以及成员国意见不统一,外资监管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建立欧盟外资审查新框架"的提案着力于对欧盟产业竞争力的维护,对国有企业投资者和"政府补贴"指向性尤其明显,并将欧盟委员会和除东道国外其他成员国的意见反映在"合作机制"中。因此,中资在欧并购将面临更多政策和政治层面的双重阻力。但"新框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外资监管实践中的权责分配,也没有解决"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难题和防范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外资监管问题上,欧盟没有真正走出统一机制缺失和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治理困境。体制特点和自由主义理念导致欧盟外资监管的困局,同时也决定了欧盟特色的外资监管方向。     

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宪法特质”教义及其历史制度意涵

欧洲一体化曲折进程的表现之一在于成员国宪法秩序对于欧盟法优越地位的排斥。迄今为止,它仍是国内研究讨论欧洲一体化所包含的公法结构时容易被忽略的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2009年做出的里斯本判决证立了"宪法特质"教义,获得其他成员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的追随。凭借对国内宪法秩序的守护,成员国宪法裁判得以审查欧盟法律,并实际限制了欧盟法在成员国层面的优先地位。在宪法现实主义立场之上,以"宪法特质"教义为线索,通过"历史—制度"视角可揭示欧盟层面立法及裁判权威、成员国宪法秩序及其宪法裁判之间的紧张结构,而这一结构指向的则是欧洲一体化现实带来的关于共同体本质的追问。     

“开放天空”:欧盟航空运输管理体制的自由化

欧盟条约中的"共同运输政策"缺乏对航空运输的实质性规定,因此,航空运输主要受欧盟条约中竞争政策等一般规则的约束。欧盟通过的三个一揽子自由化方案将建立起区域内部航空运输管理体制,它们逐步取代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在成员国之间开放领空。欧盟与成员国在对外航空运输管理体制方面产生了权能争议,而欧洲法院"开放天空案"的判决承认了共同体的专属性权能。欧盟委员会被授权与第三国谈判"水平协定",以此来保证对外航空运输协定与欧盟法律的一致性。欧美"开放天空协定"①在航空运输的市场准入和航空公司的投资等方面实现了自由化,欧盟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放天空协定"模式。     

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性研究

近年来,极地治理成为显学,北极治理的重要性愈发突显,一方面是因为北极冰盖加速融化,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航道开通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是北极地区涉及国际行为体众多,合作与竞争共存。作为域外行为体,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性既需要考虑内部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层面,又需要考虑国际合法性层面。从内部来看,根据欧盟条约与规则规范,欧盟拥有的权能使其能够制定北极政策,参与北极治理。从外部来看,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对欧盟的态度较为分化,但普遍承认欧盟在北极治理中的积极角色。同时,欧盟在气候变化、航道、渔业和能源领域推动北极治理合作的深化也为其参与北极事务奠定了国际合法性。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共同体化的困境——从叙利亚难民危机论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的局限性

欧盟共同庇护体系属于欧盟司法与内政领域的一环,涉及政治庇护与难民事务的管理,也是欧盟建构内部安全的核心领域之一。然而,欧盟庇护政策的共同体化与制度化并未能有效应对当前的难民危机,因而引发诸多质疑,特别在危机当前的关键时刻,欧盟成员国再次展现其在重大议题上的主导权与影响力。本文首先探讨欧盟现行庇护体系的机制与主要问题,并以叙利亚难民危机为个案,从四个方面:主权价值与人权价值的对立、国家利益与规范形象的对立、成员国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对立、边境国与非边境国的对立,来分析欧盟发展共同庇护体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