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全球问题也随之出现.全球问题具有其本身的特点,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问题的性质,造成了公用地的悲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两种现象.解决全球问题,超出了单独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协作加以解决,从制度上、理念到组织上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针对全球问题,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本文探讨了全球政治的概念、治理的内涵、全球治理的含义、全球治理的构成因素以及全球治理结构等内容.     

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研究浅析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就有很大差异。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模式和世界地位,欧洲形成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宪政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而东亚地区则更加注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力争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随着东亚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上升,这一地区的全球治理意见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及影响——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

本文在梳理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考察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解,分析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并以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例讨论欧盟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文章认为,冷战终结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对当前全球化客观进程的理性反映,也是对全球化世界中人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指导,而欧洲一体化则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因此,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依据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影响力,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原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过时,而向适应新形势的"东西方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步履维艰,全球治理面临"失序"和"碎片化"的危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与之相对照,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治理中不断缺位和错位。尽管如此,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美两国应努力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建立良性互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治理的两种逻辑

地缘政治博弈与全球市场化是当前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演变的两个基本逻辑。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资源治理一直在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由于资源治理要素发生变化,与资源治理相关的地缘政治从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二元博弈模式逐渐转向多中心化模式。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资源市场不断发展,基于市场化的灵活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主要体现为金融化、多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及市场路径下资源治理目标的多元化。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这两个逻辑之间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其背后是"主权"与"全球产业链"的冲突与协调,且两个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并未割裂,而是呈现从"强地缘政治—弱市场"到"强地缘政治—中市场"再到"强地缘政治—强市场"发展趋势,要确保当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顺利运作,需要处理好两个逻辑的混合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全球资源政治经济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深化相关参与路径,尽可能引领规则制定,推动资源治理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地域性、主权认知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

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地域性研究较少关注各个国家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文化土壤和制度属性所形成的不同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观念。因此,文章重点研究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形成过程。全球治理观是一个抽象和宏大的概念,文章在对全球治理进行要素解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治理观的概念内涵,建构起国家行为体全球治理观的可操作性分析路径。进而,文章借鉴并整合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研究,并结合中国关于主权的既有认知,梳理和考察了中国全球治理观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对象和治理效果等五个方面的不同立场偏好。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主要是国家中心治理观,而非超国家中心治理观。规范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立足于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意识,强调跨国家、多主体治理,中国特色的国家中心治理则从实证意义上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实现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在未来,随着中国继续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在形成自身全球治理观方面将更加从容,在主动塑造全球治理规范方面也将更有作为。     

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选择CSSCI

全球海洋治理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兴起、发展,并在区域和国际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两条途径。当前,海洋治理的全球主义路径正面临逆全球化、民粹/民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海洋治理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路径各有优势、相互补充。面对全球性、跨区域海洋挑战与威胁,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必不可少,而区域主义的优势也将慢慢融入其中,并形成“混合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对于中国而言,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并推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海洋治理合作,将是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重建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较为可行的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全球化红利"支付难题,已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得到了西方部分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从而在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资源自立与全球治理——欧盟矿产资源安全战略评析

对两种权力资源——物质实力和国际权威——的综合运用是国际政治行为体维护其矿产资源安全的最优战略。运用物质实力追求"资源自立",即提高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并控制资源产地和供应通道是一国或地区保障资源安全的首选方案。但是,作为一个在矿产资源禀赋上有先天短板的地区,欧盟在能源和诸多金属矿产上的对外依赖十分严重。同时,随着欧洲霸权的衰落,其对重要矿产产地的直接控制也不断削弱。因此,欧盟追求资源自立的战略工具十分有限。然而,在物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建立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包括自由贸易原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定价机制、生产标准和信息采集系统等,却因路径依赖效应而得以保留。当今欧盟在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权威仍是其可以仰赖的重要权力资源。在此背景下,欧盟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体现出有限的资源自立与强调全球治理相结合的特点。     

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主线,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符合人类发展客观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系统思路与针对性规划,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三大倡议的落地走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

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不仅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且也折射出美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美国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价值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政策,包括移民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争论和博弈。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特朗普政府做出了"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体现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上的本土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新孤立主义的特征。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的政策的结果。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评析

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日本既是战败国又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主权受限的现实使日本将参与全球治理视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安全、重塑大国地位、应对全球秩序转型的有效手段。基于战后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日本以G7/8为核心治理平台,以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为重点领域,以地区发展治理支撑区域主导权,将本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以及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日本为维护大国地位,在全球治理中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传统治理体系,其在经济金融、环境气候、地区发展等治理领域的立场政策全面倒退,从全球治理的先行和领导力量,逐步蜕变为保守力量。这从实质上折射出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遭遇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构建大国地位战略失当和在全球秩序转型中定位矛盾的战略困境。     

全球结构冲突与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危机--解读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政治

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的性质、特点及其与全球权力结构的关系.作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不是海湾战争的延续,而是一场新型的全球化战争.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际法体制,但不会出现所谓的战后新世界.伊拉克战争具有的特点及其体现的全球结构冲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决定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而这种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将使美国的世界霸权遭遇更大的合法性危机.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