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通过购买党建服务实现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J街道的个案观察

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工具。基层要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积极探索通过购买党建服务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和创新路径,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建服务水平。基于济南市J街道购买党建服务的个案,运用嵌入性视角对其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状况进行整体性理论透视后发现,基层通过购买党建服务,以政治、结构、关系、认知、文化五种嵌入方式,将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当中;虽然表面上似乎形成了完整的嵌入闭环,扩大了社会组织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但实际上还面临制度赋能效应不足等困境,导致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留有“缝隙”,在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更多的是起到仪式化的象征作用。为此,迫切需要从过程导向的嵌入转向结果导向的嵌合,通过完善购买党建服务制度体系等方式对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的路径进行优化。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     

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伦理反思

围观群众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从一定层面上看可以缓解和释放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性张力给社会个体带来的压力。但必须要认识到,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反映了社会普遍性信任危机、不同阶层之间的道德冲突及相关的社会公德失范。从道德危机生成的角度看,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价值冲突、围观者道德理性的迷失以及基层政府政治伦理的缺失造成的。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消解机制包括:着力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伦理、围观者的责任伦理、基层政府的执政伦理和制度规范的他律伦理。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公约何以有效？——基于制度层级的分析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国家能力建设的象征维度

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国家能力的象征维度蕴含丰富的治理资源,可被视为国家能力的全新类型,即国家象征能力。国家象征能力兼具"横贯性"和"单发性"的结构特征,既因象征深植于国家治理诸领域中而能够协调和整合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力,共同服务于国家制度的系统性建设;又作为专属的行动领域,能够通过国家治理活动中象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国家意图的传达与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国家象征能力具有名誉奖惩、政治认同、政策强化和脱域治理等四种特殊功能,其主要建设路径是:强化由国家主导的"赋能",通过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中的象征嵌入,自上而下地提升其效能。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国家象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迫在眉睫。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共青团组织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与治理的历程研究

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实践和探索过程。强国家如何认识和调整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合作增权还是对立冲突,对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影响巨大。本研究通过还原共青团组织积极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模式定型的历史过程,展现了群团组织在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框架,保证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性,才能同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国家管理的合法性。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过程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共治具有参考意义。     

河西区大力推进广场公园文化社团党建工作

<正>在天津文化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全市各地的群众到此休闲活动,高峰时能达到六七万人。开放式广场、人员流动大等给加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针对开放式广场公园、文化社团越来越多和随之带来的"活动掌控难、人员管理难、维稳任务难"的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以及传统党建工作方式与广场公园文化团队特点不相适应的新问题,河西区积极应对、主动破题,在群众相对聚集的区域成立文化社团联合会,依托越秀路街、文化中心区域管理办公室建立社团联合会党总支,在各文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差异化效能及其形塑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转型时期中国社团问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经济主体的出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人们归属感和互益性的需要促进了中国社团的迅速发展。由于中国特有的环境,转型时期社团既表现出社团的一般性质又呈现出中国社团的特有属性即“半官半民"性。同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社团将呈现出自主性、自愿参与性、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以B市实践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B市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场域的发展过程。发现理念嵌入、服务嵌入和制度建构是少年司法工作发展的行动逻辑,其中理念嵌入是服务嵌入和制度建构的基础和前提,服务嵌入是嵌入行动的核心内容,制度建构是嵌入行动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过程,不是单向的嵌入,而是双方互构的结果。社会工作者与少年司法部门的有效合作,一方面可以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少年司法工作的科学化、人性化发展。     

制度变迁的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超限与社会反抗——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可以以人民公社制度的创建与解体为典型案例,分析国家塑造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反塑造的双向过程.人民公社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典型建构性特征的制度,它象征着国家权力在社会范围内的超限度扩张.而它对社会的过度嵌入则导致了社会自主性要求与国家全能要求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瓦解.因此,制度的立废实际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而国家应该认识到权力的生长过程是国家与社会互为建设性的塑造过程,两者互赖关系的维持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     

农村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基于冲突过程和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中国农民抗争事件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多种解释框架,但却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事件发生过程中冲突背景的分析与探索,对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演化解释力度不足。通过三组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征地类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从冲突积累到冲突激化再到冲突缓解的过程,其中利益损益是主要的诱发和累积因素,基层政府、企业与农民面对冲突时的应对策略和互动方式是决定冲突强度和走向的关键变量,制度压力则贯穿始终。针对冲突的演化过程及不同阶段的主要激化因素,需要将短期性的策略组合和长期性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制度层面的措施着力于解决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非制度(策略)层面的措施则侧重解决冲突过程特别是激化阶段的问题,在面对冲突扩大时,需要采取理性的退让策略和合作策略,避免激化策略和对抗策略。这一分析模型对今后治理农村征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应当强化和发挥它的整体功能,即通过采用诸多方式实现参与各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治理目标,并以此消解由利益分享失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制度和实践，对基层民主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必须从法律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等层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基层群众自治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断推进基层群众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理解基层治理的行动转向——基于H镇村级工程流程再造的案例分析

标准化是贯穿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工具,具有程序性、统一性、规范性等特征,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目标的偏离。标准化治理蕴含的监督导向、自主性规制以及程序主义等要求和约束,与基层差异化的组织结构、有限的治理资源、复杂的治理情境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基层陷入事务性负担加重、资源错配以及规则悬浮等困境。研究发现,与既有的“策略主义”“权宜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共谋”不同,基层政府主动通过梳理、整合上级各项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再标准化”方式,尝试摆脱治理低效的困境。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的实践过程,展示了基层治理在复杂情境下推行国家意志、维护乡—村共同体与动员干部、释放基层活力,从而促成有效治理的行动转向。     

嵌入与自主：转型社区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村庄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社区的过渡形态。转型社区面临传统性治理模式断裂、现代性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居民关系重构，多元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难题。复杂的治理情境下社区矛盾纠纷不断，传统纠纷化解手段失效，现代法治策略难以广泛接受，数量激增、类型多元的纠纷事件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文章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社区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观念、制度、技术等外部嵌入与治理主体吸纳、治理规则培育等内生自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纠纷的有效化解和溯源治理；在嵌入和自主策略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这为更好理解嵌入性自主、总结基层纠纷化解策略提供了现实启示，有助于实现矛盾纠纷治理的溯源化、精准化、持续化，推动转型社区治理能力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