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流动行为特征与迁移意愿的典型相关研究——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在"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流动行为特征与其迁移意愿的相关关系.研究得出两点结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表现出全新的特点:留京时间长,居所和职业稳定性高,社会地位上升缓慢,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人口流动特征与迁移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典型相关关系,收入状况改善是强化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主要动因.     

北京市迁移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95-2000年户籍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了人口学特征以及区域、产业、行业结构特征分析，结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新思路．探讨首都未来迁移流动人口的流向与分布趋势，阐述了城市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必将影响首都人口的规模及再分布。     

“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按照出生年份划分流动人口代际群体,在经典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分析"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并对家庭迁移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居住时间、迁入地家庭总收入、移民汇款等方面不存在代际显著差异,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代际一致性。     

流动人口增长与首都发展相协调问题研究——一个城市规划的视角

本文从城市规划视角,特别是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出发,判断北京流动人口的现状、特点,从而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趋势作出判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加强区域协作,引导人口在区域的合理分布;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城市功能布局,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流动人口数量和质量。     

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政策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城市户籍管控与流动人口民生之间的缓冲剂,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具有现实政策效应。运用逻辑回归模型和PSM方法,根据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深入剖析居住证制度影响家庭化迁移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具有直接的政策效应;以健康档案、健康教育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家庭生命周期在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从家庭形成期到扩张期再到萎缩期,居住证制度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变大后减小的阶段性特征。为稳步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规模与质量,可从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角度入手,完善相关政策满足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需求:转变政策理念,推动居住证制度变迁;遵循便民原则,提高居住证可及性;坚持需求导向,建立分类分层、主体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为背景,利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群以独居为主要方式,已婚人群中以采取与配偶同住或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的家庭结构者居多.但是,已婚人群中仍旧有超过70%的人与配偶或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分离.在京时间较长,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经济条件的流动人口实现核心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现阶段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变动的新特点及服务管理创新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流动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活跃。日益增多的流动人口在给我国城市经济社会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服务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阶段这一群体在基本构成、流动规模、迁移模式和空间流向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及变化趋势,提出发挥政府、社区、社工机构和流动人口自身等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以促进这一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留守父母对子女流动范围的影响

以往关于中国劳动力迁移或流动的研究大多沿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认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最大化。本文分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以后,赡养责任也对个体流动范围有显著影响。第一,当老家有兄弟姐妹或配偶照顾父母时,个体更可能选择远距离流动;但如果老家没有他人照顾父母,那么个体将不得不受赡养责任的影响而只能选择近距离流动。第二,赡养责任对汉族、农村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年龄较大的人的流动范围有更加显著的影响,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无明显不同。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没有兄弟姐妹且没有配偶的情况下发生流动,其流动范围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受赡养压力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需要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略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形态在发生深刻改变,对国家战略规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参与。为此,需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规范化的管理和均等化的服务。     

1989-2030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2010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特点分析

兵团流动人口状况与全国相比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兵团流动人口所表现出来的省际流动为主、增长速度快、男性多、以农村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低等特征与全国流动人口整体所表现出的特征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从内地来兵团的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兵团的各农牧团场从事农业生产,与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特点不同,呈现出从"农村到农村"的流动特点.     

社会网络与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活动

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已引起广泛关注。本研究立足于商业性行为的嵌入性,识别出对理解男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具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网络——"核心应酬网",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该网络与艾滋病风险及保护行为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以两种方式测量的核心应酬网的行为规范均与男性流动人口的商业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显著相关;社会网络模型相对于个体模型显著提升了拟合优度。因而,今后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研究和干预活动有必要推进"网络转向"。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发现,我国的"大龄未婚"人口虽然规模庞大,但占同龄人的比重很低;群体内部男多女少、农村地区相差悬殊;城市更多的是低龄"大龄未婚"者,而农村则以中高龄为主;在"大龄未婚"者的婚配选择中,城市"大女"择偶难,农村"大男"剩余多。"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不是因为总人口分年龄性别比不平衡,而是"女高男低"、"甲女"与"丁男"个人条件优劣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所致。近年来,伴随着"大龄未婚"人口规模递增和占同龄人比重的上升,两性的数量不平衡趋缓;对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来说,这只是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种暂时性生存状态,最终大都会迈入婚姻殿堂,终身不婚者男性不到4%,女性不到1%。     

时间、空间与中国农村男性的婚姻机会

本研究使用来自中国东西部社区的定性数据,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分析农村成婚困难男性的婚姻策略。结果显示,存在光棍向偏远山区或贫穷地区集中的趋势,这些地区也存在特殊婚姻策略内卷化的趋势。改革开放前,虽然户籍政策和地理空间限制了农民的出生地,也形塑了地方婚姻市场,但却为一些成婚困难男性带来了成婚机会;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女性通过劳动迁移流入到更为富裕的地区,户籍制度和地理空间导致了空间上婚配机会的不平等。     

养老压力严重失衡

<正>在10月10日举行的"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讨论的则是养老产业辉煌前景的背面: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其中九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这种不平衡的人口迁移流动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给就业、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是结构性的。2014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估计达9830万人。其中,90%以上流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     

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比较研究

北京是众多青年流动人口向往和最终落脚之地。他们能否尽早尽快地适应北京市的社会生活折射出北京的政策制度、经济结构、主观态度等多种要素对流动人口的开放、包容与接纳程度。本文整合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比较了北京市不同年龄、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在人际交往、社区参与、闲暇模式等方面的异同。结果表明: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程度低于年长流动人口,多种因素制约着他们有效地参与到北京的社会生活中。     

东部农村大龄女性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

与大城市大龄未婚女性较易成婚相比,东部农村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着实质性的婚配困难。这在宏观上与农村适婚女性的梯度流动有关。中西部农村适婚女性向东部农村单向流动,使得东部农村适婚女性资源充裕而适婚男性相对稀缺,造成当地适婚女性婚配困难。在微观上,一方面东部农村适婚男性受当地县域熟人社会及其支持网络影响较大,他们可以在当地边立业边成家,因而较少晚婚晚育;另一方面东部农村阶层分化显著,阶层竞争激烈,当地适婚女性通过婚姻向上流动的压力较大,她们竞相争夺当地稀缺的上层适婚男性资源,竞争失败者容易成为大龄未婚女性。在适婚男性相对较少、大龄未婚男性更紧缺的情况下,东部农村大龄未婚女性更容易成为婚配困难者。     

大城市“盆地效应” 超载人口

<正> 社会资源大量汇聚大城市,使得流动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负我国流动人口在布局上越来越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性。《瞭望》新闻周刊走访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对流动人口吸引的"盆地效应"。目前,超量的外来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