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当前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富人治村状况和乡镇治理能力表明,当前的富人治村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行政逻辑,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的治理需求;后者则是一种自治逻辑,是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与治理需求的考虑。相应地,依赖富人治村的乡镇治理逻辑已不再是与传统乡绅治村相适应的简约治理逻辑,而是一种治理逻辑,即依赖富人治村只是乡镇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以实现各类行政和治理目标的策略。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权力博弈的矛盾及其协调——以广东省S村和Y村为例

文章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村民自治条件下广东省S村和Y村的村庄治理问题,阐述了村委会、村党支部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三方的权力矛盾,以及村民自治与乡镇行政管理的冲突,探讨权力协调之策,探索乡村基层民主的更好实现。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贤治村的内生动力与法治化路径——基于T市Y乡的调研

近年来,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成了村级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充分发挥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出现“精英俘获”和“寡头治理”,已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税费改革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分析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可以了解其动力机制,包括政绩、社会声誉及制度耦合等。将乡贤兴村治村引入法治化轨道,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通过党建引领加强村级组织和治理体系建设,通过民主选举把好乡贤进入村治体系的入口关,通过民主决策实现村社内不同阶层正当利益的兼顾与平衡,通过民主监督全方位划定村级“小微权力”作用边界。     

现代乡镇政府治村中的房组织角色——基于江西港村观察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矛盾纷杂,良好的乡镇治理仅依赖于政治化的组织与资源是难以达至的。乡镇政府治村应避免刚性的行政强制,更多的坚持"民主"原则,采用"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特别是整合农村内生性组织资源。而江西港村"房"作为一种由传统宗族演化而来的半现代性组织,兼具传统宗族的文化性功能与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的组织功能,在镇政府治理港村事务中扮演非正式主体角色。因此,探讨房组织这一农村内生资源在现代乡镇政府治村视阈下的角色,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意义深远。     

村庄治理中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基于对豫东Z村的调查

豫东Z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型村庄，Z村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庄治理的正常秩序。主体萎缩意指村庄治理中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的部分退出，治理逆变则是因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而出现的“治理”向“管理”的转变现象。具体而言，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村庄精英的中介失衡、普通村民的黯然离场是此现象的实践表征，而其生成则是基层政府“乡镇本位”的行为逻辑、村庄落后的发展现状、个体匮乏的治理素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Z村而言，优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方式、探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合作机制或许会是走出“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共同体重建: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以南京市XT村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必须培育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对南京市XT村的调查研究发现,美丽乡村建设使XT村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有效改善,资源资本化进程加速,村庄内部实现普遍性受益。在此基础上,村庄共同体逐步重建,新型共同体精神生成,村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村民回流,社会资本进入,逐步实现自主发展。XT村的案例显示,普遍性受益及在此基础上的村庄共同体重建是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环节。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阈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问题探析——基于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个案考察

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文化网络"主要由宗教信仰、家族势力、乡村精英和村规民约构成,它们分别发挥着凝聚村落的向心力、维系村落的政治格局、执掌村落的权威资源和规范村落的礼俗习惯的治理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家族势力对村庄政治的过度干预、精英民主对村民民主的强势挤压、礼俗规范对法治秩序的一定消解等现实障碍。究其原因,源于家族"在场"背景下追逐私利的利益驱动、村委会过度行政化与村民民主诉求的现实矛盾、民族多样性与法治认同的艰难耦合。文章基于对J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现实状况的考察,提出了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若干对策建议。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