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探析——以宁波市北仑区东山门村(A村)为例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其中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着重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能够促进农村公共品的合理配置。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效率既是主体行为结果的投入产生的比较效果,又是一个对于主体行为而言的相对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中,从农民主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相反,即使政府反复认定有用并强制去供给的公共品,当农民认为没有用时,农民依然感觉它是无效率的。利用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评价(CSI)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CSI值处于同一类型的市(州)时,其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CSI的主要影响来自农民受教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农户有效灌溉面积率、农户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查者年龄等因素。     

安徽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

农村公共品是影响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分析目前安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构建新型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     

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变革展望——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是我国小农水供给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治理的运作实践中,经常出现“行政层级中的行政发包困局”“项目进村中的政府购买局限”和“科层化运行中的技术治理异化”等现实问题。造成这些项目制治理问题的根源主要源于国家视角下项目制所内含的行政统合治理逻辑和机制。因而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未来变革的关键路向就是要不断强化村庄自主性、增进农民主体性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治理格局,建构政府、村庄和农民等协同合作的项目治理体制。     

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共同面临的国际性问题越来越复杂,这些国际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以跨国集体行动的方式提供国际公共品。然而,国际公共品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各国参与供给激励不足,产生"搭便车"行为,导致跨国集体行动困境。但这一困境并非不可克服,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选择性激励、替代性制度设计和集体结构优化,能够通过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使其选择供给的收益高于不供给时的收益,进而形成合意激励,促进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以上构成了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农村公共品供给：市场失灵与政府责任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公共品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其特殊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代理机构,是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应承担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责任。无论是生态保护型、公共服务型的纯公共品供给,还是社会保障型、经济发展型的准公共品供给,都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都需要政府参与,承担起主导性责任。     

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与公共品供给

农村社区组织因其自然属性,在社区性公共品供给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当前,由于农村社区组织经济薄弱、权威不足而使其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因此,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使农村社区组织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是提高农村社区性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有效途径。     

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估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前提。本文首先界定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内涵和构成，然後逐一讨论关于构建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目标、指标体系、抨估标准和权重等问题，最后构建一个评估农村基层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的总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农地确权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着眼经济全局深化改革重要的一环,又是新时期农业发展战略的聚焦和升华。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重头戏是产权改革。土地要素配置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点。农地确权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础,也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促进土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农地确权不仅是对不同群体之间土地产权关系的重构和确认,还是一个资源、时间和精力消耗的过程。实践中,各地农地确权试点进度不一、特征各异,且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把握农地确权的政策含义与实践特征,妥善解决确权工作中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具有特殊意义。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运作经费由谁提供,提供多少,怎样提供的问题;一是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怎样反哺,怎样支持,怎样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思路: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供给公共产品等措施。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能够客观反映农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农村公共品投资农民满意度研究的目标就是促使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体察农民的公共需求及其变化方面。对于农民个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本文利用西北五省40个县（市）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道路、基础教育、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公共品供给农民参与情况、农民对村委会的评价、农民对政府的评价等;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民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法治框架下德国地方治理：权力、责任与财政——以德国莱茵-法尔茨州A县为例的分析

力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参考德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公共品供给为线索,描述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实施与监督的全过程,着力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权力分配、责任结构和融资途径,以及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监督。认为,影响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明确规定不同层级政府权力、责任的法律体系,乡村治理的结构,以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其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法治化、辅助性、市场化、公共利益取向、财政主导的融资渠道、健全的监督体制,以及良好的政府间关系。中国地方治理的转型则应该更多地从制度规定、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地方自主性的发挥、普遍的参与,以及有效的监督等几个方面来思考。     

农地金融: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农地流转的思考

推进农地合理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农地金融是加快农地流转的客观需要与必然选择.现阶段,尽管我国发展农地金融面临着缺乏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缺乏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等制约因素,但是,农地流转的加速、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政府破解"三农"问题的强大决心,又为发展农地金融提供了可能性.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金融制度,需要遵循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逐步放开农地抵押限制,有序地推进农地金融发展.     

“新三农”问题的表现、成因及解决对策

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三农"问题已由过去的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演变为农民市民化、农村空心化、农业碎片化的"新三农"问题。它关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地发展。直面现实,必须从革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提高城市对农民的包容性,给农民平等的市民化权利,保护村落文化,合理整治空心村庄,改革农地制度,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特色休闲农业,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等方面着手破解"新三农"问题。     

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二元格局与政府社区建设方式改革

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呈现出一种二元格局状态.其源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发展的不平衡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政府、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控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型中产生的问题.破解城市社区公共品供给二元格局,主要是要形成科学有序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转变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培育社区意识、自治能力和社会资本.通过改善社区的治理结构,形成公平、高效、有序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方式.     

国家治理、农地制度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治理价值目标包含秩序、效率和公正。秩序价值对改革开放前的两次农地制度变迁施加了主导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孕育过程证明了国家治理必须兼顾秩序、效率和公正。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深刻的历史成因,农地制度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要素供给,加剧了农业领域供需两端的结构性矛盾。均衡化的国家治理价值目标结构指引下的"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完善要素供给,各地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通过总结地方经验和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上,发现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强调政府的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吸纳农民改革意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和拓展流转服务市场的职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谋划应从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结构着眼,从政府具备对改革的支配性地位的体制背景出发,通过政府职能的主动转变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通过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降低大城市落户门槛、推进社会保障的跨区域转续等措施,初步建立起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准入"机制,但农民工从农村"退出"机制的建立尚未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应有关注。农民工从农村"退出"问题的核心是农地承包权退出问题。目前,我国农地承包权退出仍面临着农民退出意愿低下、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应加快农地退出立法,合理确定农地产权归属,建立农地交易机制和农民退地补偿机制,从而最终实现农地承包权的有序流动。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农地确权政策的供需错位北大核心

农地确权政策供给的是抽象的财产权利,农民的诉求是土地调整、分享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土地的生产和保障功能等具体的土地权利,政策供给与农民的地权诉求错位。农民对农地确权不理解或者理解错位,农地确权并没有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回应,地方政府进行策略性应对导致"确空权"。农地确权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还制约了农业生产,激发了村庄矛盾。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农村土地还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地权变革不能单方面强调土地财产功能,应该与农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也应该与土地的多重功能相适应。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成因及解决对策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保障,对于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宏观政策的倾斜使我国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公平缺失等突出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积极引导,发挥社会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