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缺失与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对当前国内收入分配问题的再认识

当前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由"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这两类规则"失灵"导致的,而要归结为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规则缺失.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就是要坚持"强国家一强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一方面要保持既有的"强国家"特色,提高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能力,加强其对收入分配领域的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以调节收入分配,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要遏制公权力的市场化,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创新——基于社会公正的视角

社会公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准则,社会公正对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和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为基本依托和重要条件.当前,社会公正视野下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制度不公、社会权利贫困和公共权力腐败.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从保证社会分配的正义、确保社会制度的公正、保障社会权利的平等和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等方面变革和创新社会管理.     

“改革政府”须优先

"改革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话提政府是一个社会最有权威的公共组织,也是国家强制性权力的载体。它是对社会价值和资源进行权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内涵

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属性和价值追求直接决定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财政支出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其公共性的体现程度也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但其内涵却不断丰富和深化,主要表现在:存在基础--市场失灵;权力来源--公众授权;资金来源--公共收入;支出过程--社会参与;支出对象--社会公共事务;目标特性--非营利性和非补偿性.     

政府对个人可获得性公共收入影响研究

当前,在我国宏观分配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构成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个人收入多少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工资性收入的收益能力,也取决于个人可获得公共收入的多少。个人可获得性公共收入也是个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择了影响个人可获得性公共收入政府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政府的分配偏好、政府传递分配信号的能力、政策执行者偏好等因素对个人可获得性公共收入影响明显。     

刍论政府数据治理模式的构建

数据作为一种新变量正在嵌入政府治理过程,打破旧有权力关系平衡,为解决政府治理顽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新视角。在数据技术驱动下,政府数据治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是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新范式,同时也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趋势。探讨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可以为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行动指南和价值评价体系。依据权力定位、结构安排、运行规则、外部环境,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框架可分为:以政府数据资产和数据权为中心的核心层;基于政务逻辑优化基础上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结构层;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的运行层;系统外环境与文化因素组成的外围层。     

和谐社会视野下收入分配公平的内涵探讨

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历来是社会热议的话题。绝对公平是没有的,保持适度的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需要把握和理解收入分配公平的实质和内涵。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公平:在起点上做到机会公平;在过程中做到规则公平;在结果上做到差距适度。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价值与动力

当前,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要充分认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社会价值、人本价值和文化价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从政府角度看,增强政府文化服务的功能是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题中的应有之义.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变化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都构成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重要动力因素.     

中国政府公共权力实现的路径分析

本文通过对政府公共权力价值目标—公正与效率的研究,揭示了其二元化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及其实现途径:在动态博弈中获得“次优选择”。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诉求与实践轨迹都是致力于通过对政府公共权力的改革,追求管理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平衡。我国政府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同样是二元化的公正与效率。公共行政中的种种问题与弊端的根源是政府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导致公正与效率失衡的结果。针对我国公共权力所存在的机制缺陷,提出了“收缩、规范、公开”的改革路径。     

收入分配机制:共享发展视野下的理论新思

"十三五"建议规划中所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为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指明了方向。在共享发展视野下,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需要根据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主体的作用,按照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并行不悖的机制类型来调整和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市场机制应以实现参与性分享为目标,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政府机制应以实现矫正性分享为目标,建立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机制和纵横交错的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模式,并消除推行实行社会保障权利均等化的体制性障碍;收入分配社会机制应以实现补偿性分享为目标,从慈善立法、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和外部监督等方面入手,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     

构建合理的竞争秩序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分配秩序混乱、权力寻租等社会不公现象并非市场化改革的后果,而是市场分割、权力市场化和行政性垄断等反竞争行为催生的结果,是竞争秩序缺失的表现。由于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秩序,机会公平作为竞争的初始条件遭到破坏,社会财富分配不能完全体现绩效原则。仅仅用转移支付和二次分配的办法解决此类问题仅能治标,只有构建适应中国市场转型特点的竞争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社会不公。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论纲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抽象,由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政国家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运作过程和权力规则体系组成。从党的权力主体性出发,党的权力关系结构由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党的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党的权力授受过程、权力设置过程、权力行使过程和权力监督过程等环节;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涵盖党的权力运行原则、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纵向一体化”倾向的逻辑——权力关系的视角

与企业经营类似,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政府节约交易成本,掌控风险,维护自身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伴随政府膨胀的往往是社会自我服务能力的萎缩与活力的退化,权力意味着在规则制定中的主动地位,但是也取决于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和满意程度。权力不仅来源于对服务、技术、信息及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还在于有影响力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政府应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社会组织协商建构双赢的交易规则,有效供给公共服务,避免权力失灵。     

关于党内权力监督的几点思考

“共产党要受监督”是由我国公共权力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即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这样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基本上由四大主干组成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政府行政管理权力体系、经济管理权力体系和社会权力管理体系。其中党权力的触角伸展到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每一角落而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党的权力既然是公共权力且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 ,其权力必然具有由权力主体自我扩张的倾向而使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属性。因此 ,党内权力监督是关系我党、我国政治体系稳定和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至于如何进行权力监督制约 ,西方的政治思想…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定位

不妨在恰当地尊重概念确定性的基础上,以概念缘起直接的现实背景和动因为界定依据,来促成对"服务型政府"概念内涵定位的共识。"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定位可简单地表述为具有为了公民或社会的利益而工作的价值理念,并将这种价值理念贯彻和渗透于政府制度安排和政府职能定位及其工作方式等公共权力运作的全部过程和环节之中,并最终能够维护和实现公民或社会的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政府。     

公共应急管理中的市场机制:功能、边界和运行

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管理中的优势在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储备部分应急资源,通过降低价格促进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普及化,合理引导公共应急资源的分配和流转。除了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基本产品和服务外,其他公共应急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市场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运行可以分为能力储备、能力激发和能力输出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重点是通过立法确立强制性的标准以适当刺激社会需求。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论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实现问题

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凭借劳动证书实行按劳分配。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了货币工资、奖金、利润分成等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问题。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理论上,应厘清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须划清按劳分配与按企业经营权分配、按资源垄断分配、按执掌公共权力分配的界限,规范按劳分配。     

习近平新时代分配理论的逻辑生成

习近平新时代分配理论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问题的逻辑起点,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新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现代化收入分配体系为目标追求,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分配需要为价值诉求。习近平新时代分配理论诠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公开预算：促进公民社会参与政府预算过程——基于IBP《公开预算问卷》的分析

公共预算是对公共收入和支出进行决策的过程，它不但决定着经济资源在公私部门之间以及竞争性公共需求之间的分配，而且逼关系到政府责任的落实、行政绩效的提升以及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国际预算项目（IBP）设计的《公开预算问卷》就是为了促进公民社会参与政府预算过程，获知预算信息，参与预算监督，构建责任政府。本文从介绍国际预算项目2004年的研究成果入乎，分别从“政府预算文件”、“监督与评估报告”、“鼓励立法和公泉参与”三个方面论证推进财政透明、实行“阳光预算”对于提高经济绩效和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已取得成绩和尚存在不足的剖析，提出公开预算．促进公民社会参与预算过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