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轨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及其重建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政府俘获的趋势,使得经济权力的政治扩张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扩张均占据了一定的政府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应重建公共理性,探索包括政府俘获的合理规避、权力扩张的有效遏制、市场垄断的科学治理等实效性的对策,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和谐发展。     

权力技术的运作与生产性关系的建构——对“官德和政府治理”的一种解读

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在研究微观权力时指出，在政治生活实践中一种权力技术建构一种生产性关系。在福柯权力观的学术思维启发下，笔者对官德和政府治理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即官德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是构建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与策略。在此意义上，政府治理则是官员通过官德这种权力技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就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而建构的各种关系。     

中国法制现代化动因问题的理论反思

由于历史的必然,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中国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但是在法制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政府推进型法治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政治至上的国家观被助长等等。针对这些潜在的危机,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机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破除政治至上的国家观势在必行。     

权力技术的运作与生产性关系的建构——对“官德和政府治理”的一种解读

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在研究微观权力时指出,在政治生活实践中一种权力技术建构一种生产性关系。在福柯权力观的学术思维启发下,笔者对官德和政府治理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即官德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是构建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关系的重     

WTO“透明度”原则与中国政治改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就挑战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国政府和政治改革。在WTO提出的各项基本原则中,对我国政府和政治改革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就是“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虽然直接针对的只是与贸易有关的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但它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它对我国政府的影响,将通过“影响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影响我国政府具体政治行为—影响我国政体的权力结构”这样一个链条逐渐深入,环环相扣,最终影响我国的整个政治权力体系,改变我国的政治权力格局,而且,它的这种作用同我国预先设定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对我国政府和政治改革而言,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博弈论模型：一个政治学科学化的解释框架

政治学主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博弈论成为当代政治学理论的主题，在现实社会实践中表现为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博弈。政府与民众的博弈可分为三种，即投桃报李策略、以牙还牙策略和惩前毖后策略。政治博弈论模型的推演说明，重复博弈的结果不受政府与民众所采用策略的影响，最后会生成纳什均衡，民众与政府形成合作，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基于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关系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政党政治是当今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民众、政党、公共权力是政党政治的三大构成要素。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是民众利益表达的工具，政党只有获得足够多的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或巩固执政地位。自我革命符合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三者关系的规律，它源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刀刃向内清除毒瘤毒素；不讳疾忌医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我；不断学习自我提高。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巩固了执政地位。     

政治信任的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公共信任理论是公信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直接理论来源。政治公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政治信任与执政党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规范、执政绩效、制度规范与法则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政党要赢得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信任,必须善于开发其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利益整合能力、施政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合法性资源。政治信任的动态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持续积累,民主政治与有限政府的运作,建设和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以及制度化不信任的规范体系。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现代化的维度分析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现代化是由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所构成的复杂结构与过程,是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浓厚的人治向建设法治国家转变以及政治参与程度低向发展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政治认同:挑战与对策

情感传播是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推动力量、执政党和政府权威形象的建构路径、政治制度和政策效能评价的提升策略.情感传播与政治认同的这种耦合性经由网络空间泛化、分化和极化情感的再造,会对民众的政治认同形成多维挑战,主要表征为政治认知基础变异、政治权威话语场域压缩、政治评价非理性显现.为应对政治认同的情感传播挑战,要着力于推进政治情感向民众的精准投放,建构牵引民众的政治情感话语,防范和消融民众的负面政治情感.     

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构筑与宪法效应

<正> 一、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与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框架经济上的双轨制导致了许多政治利益的多元化,而政治利益的多元化又造成了某些政治权力走向极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价值尺度在许多地方被扭曲,同一生产资料的政府价格(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越来越大的差距,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将他们的行政权力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每一次积极或消极的行为,都会在政府及政府官员那里表现为经济上的利益,而其他法律主体对政府这些行为的承受能力越强,越加意味着政府下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在扩张和膨胀,这又在政治上反映和形成了一种     

政党推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力点

权力基于一定社会资源产生,同时又会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本文从国家权力结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政党推动.只有充分发挥政党在后发展国家中的特性、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政府机构的核心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向前进.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随之深化,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中国是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九亿人口在农村,农民是中国最多最大的“民”。在物质生活好转的同时,人们对于政府权力的要求必然会随之强烈。农民作为中国最多最大的“民”,对权力的把握亦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即村民自治的广泛开展用实践回答了这一理论问题。　　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薄弱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     

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与实践悖论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审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以及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悖论。首先,差序信任格局中的央地政治信任结构"异化"集中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众对政策的选择性运用以及央地两级事权分殊和地方政府有责无权的困境。其次,在政治信任维系与现实利益支持的博弈过程中的信任关系"异化"则表现为政治体系刚性合法性需求与权力"异化"以及民众特定支持与经验性利益博弈特征。最后,政治价值实现与效用替代的共存悖论则成为政治信任功能"异化"的重要表征。由此,破解信任"异化"和实践悖论亟待政治系统敏锐洞察民众需求,回应群众期待,提升政治信任质量,从而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府赋权与民众争权

政府赋权是指政府还权于民，民众争权则是指民众在参与过程中自我赋权。政府赋权和民众争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政府赋权是民众争权的必要条件，而民众争权是政府赋权的有效保障。政府赋权与民众的争权又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交接关系。政府赋权是手段，民众争权是目的。权力理应服从服务于权利，民众争权尤为重要。     

“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

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政治逻辑是以地方自主性扩张为特征的央地关系调整。在"自主性红利"的驱使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分别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权力层面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也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推动地方政府从企业式政府转向协会式政府,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间接化。     

宋代榜文与政治信息传播——基于政治传播学视角的分析

宋代榜文作为皇帝、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指示、晓谕民众及官员的一种下行公文,其内容是与政治权力、公共生活及民众利益相关的知识、信号和信息,具有政治信息的属性。榜文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政治传播的典型形式。宋代皇帝、朝廷及各级官府作为榜文政治信息的控制者,为实现传播效果提供制度、机构的保障及实施过程的有效控制,借助于榜文实现中央、地方官府与吏民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并在民众、官员对榜文政治信息反馈与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进而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最终实现封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地方政治沟通与互信机制探析

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公平、民主、正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政治层面的和谐,即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彼此之间政治上的信任与合作,而这种政治互信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权力主客体之间流畅有效的政治沟通体系。因此,构建完善的、多层次、立体式的沟通与互信机制是实现地方和谐政治生态的逻辑必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体制文化分析

季燕霞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一个隐讳的事实，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特定体制文化演绎的产物。其中，政府信用与国家信用混同，经济人现实与政治人理想冲撞，垄断权力扩张与政府预算约束缺失，建设型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间为财政增长而形成的竞争，权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结盟等等，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深层次体制文化原因。     

确定权力边界: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路径

贫富差距问题既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既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应当从政治的视角来认识,从政治的层面来解决。从政治哲学的视野,贫富差距问题具有天然的政治逻辑。在当前,如何在公正理念引领下合理确定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权力边界是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