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是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孝敬父母是做人之本。年轻人不但不自食其力，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还赖在家中啃父母的老本，热衷做“啃老族”。     

大学官场化之忧

北京大学2009年扩大自主招生,新增推荐学生十六字方针,其招办主任向外界宣称,这十六字方针原有“孝敬父母”一条,后因专家组认为,孝敬父母本来就不应该特别强调,因为人人都应该做到,于是才改为“心系天下”。但该招办主任仍强调,北大将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进行监督举证,如果发现日常生活中有不孝敬父母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北大自主招生是不会录取的”：     

我国金融刑法改革的政策取向

犯罪是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即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的统治者为了与犯罪作斗争,往往提出各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以保护其政治经济的统治。这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就是刑事政策。我国金融刑事政策是以金融刑法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是观念的具体化,实在化,观念是政策的指导和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国际法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国际法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王玫黎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①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统治者———周天子仍维...     

大学官场化之忧

北京大学2009年扩大自主招生,新增推荐学生十六字方针,其招办主任向外界宣称,这十六字方针原有"孝敬父母"一条,后因专家组认为,孝敬父母本来就不应该特别强调,因为人人都应该做到,于是才改为"心系天下".但该招办主任仍强调,北大将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进行监督举证,如果发现日常生活中有不孝敬父母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北大自主招生是不会录取的".     

实现法治的重点

刘经靖在《河北法学》2007年第2期上著文说，就国家而言，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因此，应该以法律来规范国家的治理，以法律来限制、控制权力的运作和操作，以法律来监督统治者、官员的执政，以法律来界定其权能和职责。抓依法治国的措施落实，官员、执法者依法办事是主要的。在抓“官”与“民”的观念转变中，抓“官”的观念转变是第一位的。比起掌握执法权力的官员，老百姓终究是处于弱势地位，任何时候都如此。不能把依法治国的重点放在治老百姓上。     

唐太宗也爱听假话

当这个国家强盛之时，统治者对难听的真话也是愿意听的；而一旦国家衰亡，则统治者就不喜欢听真话，而对假话却情有独钟了。     

论“法治”的主导地位

一、法律是保障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手段 在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统治者也要运用一些社会规范来治理国家,但到底是用法律还是用道德却有过激烈的争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儒家和法家关于重视法律还是重视道德的争论,但到了汉代以后儒家的思想便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即所谓的“德主刑辅”,法律处于辅助地位,道德成为立法及适用法律的灵魂。但道德与法律从其本身来讲并无主次之分,关键是看哪一个更能迎合统治者的口味。在“人冶”社会,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形式上看是不爱任何制约的,君主往往把自己美化成品行高尚、从不犯错误的完人形象。君主手     

“宽严相济”刑罚观念的历史渊源

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对宽严相济刑罚观念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深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已经蕴含着宽严相济思想的理论核心。古代宽严相济思想最早萌芽于“三国三典”理论，后经过子产、孔子等思想家对宽与严的辩证阐述而逐步确立。在儒家与法家关于宽与严的争论过程中，宽与严之间也逐步整合，宽严相济思想逐步被社会和统治者所接受。随着起自西汉以至隋唐的“儒法合流”过程的完成，宽严相济思想最终确立，并成为我国传统刑罚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察和分析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宽严相济”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和理性，也可以为当前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提供历史参考。     

古代的孝与罪相距几何

在今天，不孝敬父母主要是道德问题，即使情节严重，也只能构成虐待罪或遗弃罪，最多判处有期徒刑，并不至于搭上性命。而在古代社会，正如《孝经》所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涉嫌犯罪时，孝与不孝，定罪量刑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中国素有“治乱世用重典”法制传统。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根本的经济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都将法律作为一种有效统治工具,尤其是刑事法律更为统治者青睐。刑罚以其强有力的威慑性,执行刑罚残酷性,在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在镇压被统治阶级暴动起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现代的法治实践中“重刑主义”思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一直以来,我们将刑罚视为犯罪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刑罚制裁、威慑犯罪的效果比我们预期的要差得多。     

儒家"孝"德的现代价值

孝敬父母是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的“孝”德在历史上起过稳定家庭、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中仍不失其价值。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海昇案看清代命案检验不实问题

清代命案检验不实问题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关注。统治者通过不断地完善法律以对其进行遏制，但乾隆年间的海昇杀妻案及其后续表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清朝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并未被充分贯彻落实。仵作的生计需要和对官员命令的妥协、官员们的谄媚迎逢且缺乏检验能力以及统治者的处理方式都使得命案检验不实问题在终清一代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孝与罪 古今相距几何

在今天，不孝敬父母主要是道德问题，即使情节严重，也只能构成虐待罪或遗弃罪，最多判处有期徒刑，并不至于搭上性命。而在古代社会，正如《孝经》所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涉嫌犯罪时，孝与不孝。定罪量刑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论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

刑事程序中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与选择问题。从理论上讲，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选择，取决于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需要。但由于各种原因，旨在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选择，有时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如何使选择利于从根本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涉及各种利益的权衡比较。因此，研究确立刑事程序中的利益权衡原则，使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活动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的选择根本上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应成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试作探讨。     

浅谈宪法的根本法特征及表现形式

根本法是盛行于17世纪美国的一个古老概念，表达了统治者须受制于外在权威这一理念，18世纪美国复兴这一观念，根本法成文化为宪法，它强调约束主权的根本法与约束个人行为的普通法律之间的区别，发展了法院实施宪法保障根本法地位的机制，完成了根本法的法律化。从而使得宪法与根本法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今天宪法理论的基石。而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关系则进一步深化了根本法理论的内涵。我国民国和新中国宪法学都继受了这一概念。但是我国宪法更多继受了西方根本法观念，在表现形式与能动效应的结合上存在缺失。随着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不断加快，对于公民权利尤其是基本权利的保障更加注重，鉴于宪法的特殊地住，必须明晰表现形式，促进基本权利的保护，寄以发挥公民社会之应有效用。     

孟子、庄子比较研究三题

面对先秦残酷的社会现实：孟子归因于统治者的暴政，庄子归因于统治本身；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孟子希望统治者行善政，庄子主张“无治”与“返朴”；关于个人修养：孟子注重外放性的“内圣”与“养气”，庄子则主张内敛性的“逍遥”。     

关于清末宪政运动的几个问题

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本文重新讨论了清末宪政运动中的三个问题，认为：清末预备立宪不是骗局，而是清末统治者认真权衡自身利害做出的政治抉择；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不是乞求统治者的恩赐，实际上是一场同清政府争夺立宪主导权的斗争；清末君主立宪虽然失败，清末宪政运动的方向仍然应当给以肯定。     

VOlCE声音

“有腐收，就有宫商勾结。房价高企，政府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开发商没有背景，没有行贿，哪有那么多腐败官员？房价哪能长期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哪能用万亿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透视

翻开中国的法制史。首先跃人眼帘的就是刑罚的威严力、震慑力、保障力。我们不能否认历代统治者在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殚精竭虑，但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对刑事法律的完善。从韩非子的法、术、势，到北齐刑名的调整以及唐、宋、元、明、清对刑律的完善，尤其是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不仅有严格的《大明律》，更有其颁布的四个大诰。刑的观念即是杀戮、罚罪。可以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以刑为主。其他法律相辅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