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的实证考察——兼谈我国首次被申诉案件的管辖权抗辩

近年来，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出现平稳增加的趋势。管辖权是ICSID仲裁庭得以作出有效裁决的基石，投资者和东道国也往往在进入实体争议之前首先就管辖权问题争锋相对。通过对近十年来ICSID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进行分析，特别是结合公约内容中相关要件的规定，管辖权裁决的特征和趋势逐渐显露。考察晚近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有助于分析ICSID仲裁庭自身的运作机制，积累实践案例经验，对于我国首次作为被申诉方参与ICSID进行管辖权抗辩也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ICSID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途径及其应对——从“谢业深案”切入

随着国际投资争端的日趋激烈，ICSID管辖权条款成为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条款。ICSID仲裁庭的诸多实践显示，ICSID仲裁庭经常歪曲或扩大解释BITs中的ICSID管辖权条款以扩大其仲裁管辖权。这种扩大管辖权的现象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中国应当吸收发达国家签订BITs的有益经验，同时吸取阿根廷近年来频频被推上ICSID被告席的教训，在对外签署BITs时尽量争取对自己有利的ICSID管辖权条款安排。     

我国对BIT扩大ICSID管辖权的态度和对策

当下,BIT在ICSID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跨境投资业务的发展。应当说,BIT条款对ICSID管辖权的扩大化实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将从我国所签订的BIT中对ICSID管辖权的接受的规定以及历史变迁出来,来探究我国应有的相关立场和态度。     

论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

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管辖涉及投资种类、主体、地域三方面。中国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4）条所做声明构成ICSID对涉中国管辖权的条件限制。在没有明确排除的前提下,香港和澳门居民中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可以援引中外BITs。但基于＂一国两制＂,中外BITs不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地区,也不适用于在香港和澳门地区设立的法人。     

浅论ICSID管辖权扩大的倾向

随着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纠纷也日益增多,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作为一个隶属于世界银行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机构在投资争端解决的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ICSID对案件的管辖权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为了扩大自身在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作用ICSID在晚近的实践中出现了积极扩大其管辖权的倾向。     

"BIT条款"和"协议条款"对ICSID管辖权的影响

BIT中的争议解决条款("BIT条款")为ICSID管辖权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许多诉因,但BIT条款能否推翻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协议中的管辖模式选择条款("协议条款")?BIT中的争议解决条款赋予投资者的选择权究竟有多大?协议条款能否影响ICSID的管辖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呢?ICSID最近的一些判例值得我们思考.     

试论ICSID语境下的适格投资者

适格投资者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庭取得管辖权的基石。目前尚无专门的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对适格投资者进行准确界定,这导致ICSID仲裁庭在近年的实践中通过对"投资者"进行扩张解释以扩大自身管辖权,这种做法引发了投资者与东道国对于ICSID仲裁庭公正性的强烈质疑与不满,也造成了投资双方的利益失衡。各国在未来的有效应对措施应当是在双边投资条约中采取列举法对适格投资者的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同时规定条款的解释权属于缔约国。     

BOT方式下的争议解决机制与ICSID仲裁

BOT项目投资是 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本文从分析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草案入手 ,对我国BOT争议解决法律框架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在对ICSID管辖权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对我国利用ICSID解决BOT项目中缔约政府与特许权人的争议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部分拉美国家反ICSID管辖权的研究

基于法律、经济与政治层面的考虑,部分拉美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举措来限制甚或反对ICSID的管辖权。但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具体举措对ICSID在解决国际直接投资争端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影响有限。尽管ICSID投资保护作用的发挥程度仍将取决于ICSID仲裁庭能否从投资争端案件中找到管辖的依据,但是在目前,ICSID仍维持其全球(当然也包括拉美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保护的国际性中心地位。     

ICSID仲裁管辖权问题研究

ICSID仲裁体制在近年来的新发展和中国所面临的吸引外资的新阶段，使得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心”机制，以达到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目的。本文主要是对“中心”仲裁管辖权进行详细论述，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应对之策。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探讨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管辖权是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时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国际私法上的管辖权是国家管辖权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同一国的主权密切相关，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问题，均从保护本国公民，法人和国家的民事权益出发，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竭力扩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范围，而这种扩大的倾向是通过管辖权根据的变化来实现的。因此，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为了准确地理解和确定国际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有必要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管辖权的根据作一试探分析。     

ICSID仲裁协议的解释

ICSID的管辖权，必须取得当事人各方的同意，因此，中心是否可以行使管辖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解释。在解释过程中，仲裁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解释方法问题、有瑕疵的仲裁协议问题、仲裁协议的属物范围问题和仲裁协议的属人范围问题。在解决这四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看到中心仲裁庭区别于一般商事仲裁庭的地方，即尽量确定当事人间仲裁协议的存在。这一方法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心管辖权的有效行使。     

用尽当地救济和ICSID管辖权浅析——从Maffezini诉西班牙一案谈起

本文是从Maffezini诉西班牙一案引起的对用尽当地救济和ICSID管辖权关系的思考。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用尽当地救济和国际投资仲裁的一般关系，认为用尽当地救济是东道国一项默示的权利，不因订立了仲裁条款而被剥夺。而后分析了《华盛顿公约》第26条所涉及的用尽当地救济和中心管辖权的关系，公约允许东道国接受中心仲裁可以以用尽当地救济为条件，即当地救济必须明示才可采用，和用尽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的一般理论相左，不利于维护东道国的主权。最后谈到了中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以ICSID“沙漠道路工程公司诉也门”仲裁案为分析对象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在沙漠道路工程公司诉也门案中,首次明确肯定了东道国因违反双边投资协定,应当向投资者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该裁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仲裁庭的管辖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东道国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这些关键问题上,ICSID仲裁庭的分析和说理存在较大缺陷,从而削弱了该案裁决的正当性和影响力。     

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背景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对我国BITs实践的思考

在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的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接受了ICSID的全面管辖权、宽泛的间接征收定义等自由化条款,给国家的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为此,应采取例外规定、限制间接征收等防御性条款,以保障国家基于环境、国家安全等政策的需要对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自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条约的内容日趋自由化,研究在BIT中采取适当的防御性规定、避免类似阿根廷不慎放权的教训,是当前我国BITs实践的迫切需要。     

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对待ICSID投资仲裁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通常仅允许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然而,近年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这种谨慎态度正逐步受到挑战。2011年5月,马来西亚伊佳兰公司向ICSID提交了第一件针对中国的案件,该案在管辖权问题上主有两个不确定之处,即（1）同意条款的范围与解释问题;（2）能否援引中国第一代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求获得中国第二代BIT中更广泛、更有利的程序性待遇问题。该案的启示更多在于案外,即同时作为重的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应从侧重资本输入管制的第一代BIT和侧重投资自由化的第二代BIT,逐步发展并过渡到更为均衡的第三代BIT时代。     

ICSID仲裁机制改革评析

随着近年来诉至ICSID的案件数量的剧增,ICSID现有的治理结构、人员编制、仲裁规则与规章已与当前的现实不相适应,于是ICSID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本文对ICSID仲裁规则与规章改革前后的规定作出比较分析,并指出了此次改革的不足之处.     

关于法人犯罪的若干思考

文章在论述法人犯罪概念和特点等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查处法人犯罪案件，除须完善立法外．亟待解决下列问题：一是确立法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二是确定法人犯罪案件管辖权；三是增加对法人犯罪适用的刑种。并要注意区分法人行为与自投人行为及法人下属部门行为的界限。     

论法人犯罪罪案的职能管辖

论法人犯罪罪案的职能管辖刘晓春在我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确认之后，法人犯罪罪案的职能管辖问题尖锐地显示出来，为我国的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提出了急待解决的新课题。一、观点综述对检察机关具有法人犯罪罪案的职能管辖权的问题已形成共识，但在检察机关查办法人...     

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

【裁判要旨】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不仅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且以其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该合同内容特别是独立于合同效力之外的双方协议管辖条款对其亦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在认定协议管辖条款有效的情形下,可以依据分支机构的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权,而无须按照法人的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