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层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以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预防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原有的制度框架在化解当前社会日趋复杂多元的各种利益矛盾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分析当前我国制度内的主要的利益表达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完善和发展原有利益表达机制的对策建议,从而为群体性事件寻找一种更加现实和有效的制度化的预防路径.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探讨

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组织性、复杂性、过激性、公开性等特点。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完善司法保障机制,使冲突在司法渠道内解决;完善应急处理机制,使群体性事件处置法治化。     

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高度分化的利益没有获得合理的组织化和代表。因此，实现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政府肯定利益组织化的正当性，并在制度设计上保障利益组织化以及正确定位在利益组织博弈中的角色，可以保证社会的平稳的安宁。     

创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社会弱势群体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法治的条件下,创新弱势群体在现有的体制内利益诉求的体制机制,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法律渠道、制度途径表达出来,并尽可能得到实现。     

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类型与集群机制研究

综合利益相关度和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分为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紧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松散直接利益相关者和松散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四种类型。结构性张力下的集体怨恨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呈现、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行动形成的情景刺激、导火索事件的社会认知以及群体心理与行动的强化等,成为促使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各类参与者集群的重要机制。因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要针对聚集人群的不同类型、集群机制、群体互动的不同模式,形成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相衔接的综合治理格局。     

群体性事件:审视与反思

目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群体性事件。政府要依法应对群体性事件,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改进和完善现有诉求表达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群体性事件,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要慎用警力,并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要加强政府应对机制的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还要加强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建设,主动化解矛盾。     

再造政府沟通能力的多元复合机制探析——以应对群体性事件为分析背景

由于转型期社会发展与旧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中存在沟通障碍,影响了政府危机治理的效率．政府在应对群体事件中,应该通过内部体系再造和外部渠道拓宽,构建内外协调的多元复合型危机沟通机制,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在治理危机事件中的沟通能力,进而更加有效地化解危机．     

构建高效的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机制

目前,我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呈现出数量大、影响范围广、利益问题突出、破坏性严重等特点,给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仍主要关注于群体性事件的预警、调解等问题上,而对于现场处置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指挥协调、制定预案和分类处置三个角度着手,为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的构建寻找新路径,从而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作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集群行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存在，应该摈弃传统的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的思维模式，从法治的立场和公民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博弈的角度，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转型期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机制探讨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宏观环境、具体刺激事项、信息传播和参与者的社会心理三大要素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的结果.社会宏观环境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它决定了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必然性;具体刺激事项是直接的刺激物,是诱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信息传播和群体心理因素,是使事件的根本原因起作用而引发危机的条件.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形成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的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构建

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既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是当前诸多矛盾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要求反思以往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做法,重新认识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寻求其应对策略与处置机制.在政治文明的高度有效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下的紧迫需要,而公众舆论与传媒影响日盛的现实,则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和处理途径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与机制以做出保证.     

社会认同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实证调查分析——以贵州为调查样本

文章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利益认同、阶层认同、组织认同、权威认同、制度认同和自我认同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得出社会认同危机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隐性心理因素。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策激励型表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政策激励型”的群体性事件,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调查发现,农民通过群体性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谋取利益。分析认为,农民利益诉求是国家惠农政策激励形成,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其形成的心理和文化基础,维稳高压的政治生态则提供了制度空间。“政策激励型表达”突破了“被迫反应式”的“维权抗争”范式,提供了理解农民利益表达行为的新的分析框架。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六大机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维稳工作的重要任务.为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维稳工作应重点建立六大机制,即利益公平分配机制、诉求回应解决机制、风险预防预警机制、危机妥善处置机制、舆论正确引导机制和事后责任追究机制.     

构建协商合作型机制:治理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不断爆发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校园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然而传统的处理策略化解作用非常有限。协商合作型治理机制可以避免只解事不解人的困境,成为构建合理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学生、学校、社会等主体面临的共同基础是共同参与、共同安排、共同协商和共同决策,因此它可以排除单方的信息阻塞,促进信息沟通,还可以从中塑造伙伴文化,形成相对责任的互动伦理观,应对社会风险的认知与意愿。构建协商合作型的事件化解机制,离不开培育校园社会资本,激发公共理性和树立民主治校的基本理念。     

博弈视角下对切身利益受损型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增加。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现象是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应理陛看待当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     

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视野下的利益表达机制——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

利益表达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探索利益表达机制制度创新,是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提高公共行政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变化局面的需要。     

群体性事件及其预防控制——以河北省为例

近年河北群体性事件呈现数量增加、参与人员众多、涉及领域广泛、社会影响面大等特点，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必须加强立法，建章立制，着力推进依法行政，打造阳光政府，切实改善民生，解决百姓实际困难，完善调解、判决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应急能力，完善奖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