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败的深度思考

最近，我从《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所摘编的署名戈辉的文章中看到了如下一段话：“卖官鬻爵，这个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存在的丑恶现象，近二十年来，又沉渣泛起。少数领导干部卖官的胆量和手法，较之封建社会的卖官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经济领域的腐败、司法领域的腐败，其根子都在吏治的腐败。”（《文摘报》2012．9．1）     

让官德考察成为真正有效的过滤器

《南方日报》2011年6月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当前官员道德滑坡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失德”在少数干部身上尤为明显。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有的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有的贪图享乐、玩物丧志，有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有的信念丧失、求神拜佛，有的趣味低级、包养情妇情夫……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德不正问题，已经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     

腐败概念泛化的弊端

腐败概念的泛化已非一朝一夕了。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腐败的概念在中国用得过频过滥，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但是，腐败概念泛化的现象并没有因此有所削减，现如今，什么教育腐败、足球腐败、司法腐败、吏治腐败、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新闻腐败等等提法，满目皆是，似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腐败为主导的社会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腐败时，多是取其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在我国，腐败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存在的。通常，我们把这个概念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这个概念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滥用公共权…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及其启示

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惩贪立法、考课、监察以及俸禄制度等诸多方面。廉政建设首重制度保障,其次还要重视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这既是中国历朝统治者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吏治清明盛世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给我们的启示是,君主专制制度既是腐败最主要的制度根源,也是廉政建设最大的制度障碍。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惩治腐败立法的完善并不能持续有效地遏制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吏治的清明只是一种短暂、偶然的现象,而吏治的腐败则是长期、必然的现象。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

如果说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旅游腐败则是最广泛的腐败     

亦谈道德防线

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接受人民和党纪国法的监督。“离开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被那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反复证实。胡长清有“牛栏关猫”的痛悔,慕绥新也有“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的深刻反思,他们都是不愿自觉接受监督、甚至逃避监督、失去监督而滑入罪恶深渊的,可见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何等重要。近年来,我们党在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和廉政制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党纪法规,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位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任何人都不能超越、都不能偏离。超越了,…     

道光朝官员腐败问题

清道光朝官员腐败呈全面恶性发展趋势。这既是封建制度劣根性所决定，也是由于道光帝整饬吏治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方针造成的     

“治吏”与“吏治”

抓干部队伍建设,抓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抓党政机关的整顿,可以简称为“治吏”;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搞好干部制度改革,加强干部部门的自身建设,保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的贯彻把干部用好、用准,则可称之为“吏治”。“治吏”重要,“吏治”更重要,而且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抓住了这两项工作,就是抓住了各项工作的“牛鼻子”。     

标本兼治，健全法规防治腐败期权化间接化

在这个题目下，笔者主要探讨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对干部退休后的腐败行为、干部离职后（离职经商或离职从事其他职业）的腐败行为，以及借手他人的腐败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以史为鉴 倡廉肃贪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始终伴随着吏治腐败，贿赂公行，但在统治阶级中，也不乏有远见卓识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吏治，倡廉肃贪。严刑峻法以惩之，德政礼治以教之，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只是由于制度使然，许多朝代，或先严而后滥，或始廉而终贪。     

国企“保护神”——记辽宁庆阳化工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薛振邦

“不得罪这些少数人,就会得罪大多数群众,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神圣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惩治邪恶,反对腐败。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不查处就是放纵。”这是辽宁庆阳化工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薛振邦的一番话。     

青年干部要经得起考验

近年来，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相继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思维敏锐，思路开阔，创新意识强，富有开拓进取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有少数青年领导干部经不起诱惑和考验，出了问题，犯了错误，有的甚至沦为人民的罪人。现实告诉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课题。     

卖官者必自毁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就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山西省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人受贿卖官案件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严肃组织人事纪律，严惩卖官寓爵者，坚决杜绝买官卖官歪风。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对这种行径是高度重视、坚决打击、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５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较为典型的有东汉末年的…     

民意调查的自信与他信

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展开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这是一件好事。一向有些神秘的组织工作本身,也开始关注民意了。而多少年来人们就说,组织人事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很多腐败官员,"要想富,动干部"的格言及其实践,也的确给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蒙羞。关注这方面的民意反应,无疑是改善工作矫正失误的良好开端,使今后的改进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     

立足制度创新 加强干部监管

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提出的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三项改革之一。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逐步提高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公开、竞争程度，从干部的推荐、考察、任用、交流、培训、监督等方面，逐项进行改革，进而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预防和治理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江泽民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对于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发现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骗官的歪风，必须坚决刹住。尽管这些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别的、少数的情况，但这股歪风的危害很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办案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全面推开

纪检监察干部既要严厉查处腐败，又要严防自身腐败。加强对廉政风险的排查、预警、化解和处置工作，实现廉政风险防控“全覆盖”，无疑是增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免疫力”的重要途径。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始终把纪检监察干部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并决定由省纪委、     

一要自律 二要监督

３月８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对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犯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核准死刑的命令，对胡长清执行了死刑。此举为党除腐、为国除害，全国人民拍手称快。同时，这正义的枪声，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国，严惩腐败的决心；表明了我们党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搞腐败的人，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 枪声响过，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一名省部级的干部怎么会走上断头台的呢？警示可能是多方面的。从组织来说，包括干部的选拔、考察、教育、管理、监督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值得…     

鲍振东：加强学习是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必然要求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鲍振东撰文指出，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当先锋、作表率，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必然要求。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造成少数领导干部出现腐败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是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中国人治文化的道德悖论

纵观历史，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道德操守的重视程度，可说是无与伦比。浩如烟海的正传野史，对“无辱官声”者的赞扬和对“有玷官箴”者的谴责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吏治腐败恰恰又是中国历朝历代难以根治的顽疾和社会动荡、朝代更迭的重要成因。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但传统人治文化中所存在的道德悖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传统文化留下的这一遗产，正视这一悖论，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官员腐败行为的事先防范，注重对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和规范。     

杨治钊：把干部优劣的评判权放手交给群众

杨治钊撰文指出，干部好不好，到底谁说了算？当然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多方面听取意见，尤其是多征求群众的意见。如果仅仅由少数领导干部当“评委”，打分评价部属的优劣，就会导致用人失察。只有扩大干部考核民主，最大限度地征求群众意见，把干部优劣的评判权放手交给群众，才能对一个干部进行客观评价。与少数干部在领导面前的表现相比，他们在群众面前的表现更具有真实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我们考核干部，是为了任用干部，任用干部的最终目的，是给群众办事，是为群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