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夯实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和完善法制社会，当前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微博视阈下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微博的走红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多中心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其实质就是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在塑造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从以管理者为中心到以公民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体系。     

从电子政务到治理现代化：国内20年来数字政府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到的1 591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描绘并诠释国内数字政府研究知识图谱，总结我国数字政府研究现状及趋势。从时间维度上看，国内数字政府研究实现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治理，再到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转变，呈现出较为完整且连贯的递进式研究脉络。研究者认为技术将引起政府治理变革，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目前研究较侧重从技术赋能角度概述数字政府对政府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未切实地以政府治理中的“治理”为研究重心，导致数字政府研究始终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创新。此外，研究主题要向数据治理及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以顺应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实现我国数字政府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规范政府行为,借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作用,建立掌舵型的“企业型政府”,将是我们治理“政府失灵”,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有益尝试。     

网络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的 SWOT 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给我国政府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必须全面审视互联网下的我国行政生态变迁，打通网络民意与政治系统的制度通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完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创新对互联网的治理。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城市经营中政府地位的探讨

关于“城市经营”的话题讨论已久 ,但有关政府在城市经营中地位的探讨却寥寥无几。因此 ,针对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地位及其理论 ,通过引入“政府治理”概念 ,分析“政府治理城市”理论对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定位是一个新思路。     

着力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是地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中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从政府危机管理走向危机协同治理——兼论中国危机治理范式革新

全球化浪潮下，转型期的中国处于危机的频发期，有效治理危机至为重要。当前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究其本质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要走出困境，必须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并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危机治理范式，实现政府危机管理向危机协同治理的转变。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行政改革进程中的整体政府：概念、缘起、实践和理论

按照Pollit的观点“整体政府”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政府”着眼于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弊病以及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试图建立注重政府整体价值和绩效的文化和哲学，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政府能力的提升，政府绩效的改进，从而满足来自社会公众的需求。     

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放管服”改革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逻辑

“放管服”改革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2015年以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要义的“放管服”改革举措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稳步推进,这些改革显著改善了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为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放管服”改革、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基于制度建设、政策工具和实验主义的治理逻辑,剖析“放管服”改革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有助于在锚定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放管服”改革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治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支撑，而数字政府建设必然要在法治的环境中进行。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起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立法体系，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居于“非常高水平”的等级，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标准尚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进行专门性立法，出台相应的《数字政府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并落实相关执法标准。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矿难治理中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及对策选择

“矿难”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亦是我国政府管制的重要议题。矿难治理的困境暴露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政府管制失灵，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管制激励不足、管制体制权责不清、管制的法律权威衰弱。由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分析可见，治理矿难不仅要建立合理的政绩评估机制，重塑法律权威，扩大公共参与，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还需要引入先进的政府监管技术手段，提高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政府预见力探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前馈控制作为现代管理的“事前控制”理论，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构建政府预见力，培养“前瞻性”的思维方式，牢固树立预见性治理理念，抓好事前防范。以避免关乎国计民生问题的出现，从而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