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公民社会与公共秩序——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分析框架和政策维度

公民身份的探讨是政治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起源于古希腊,盛行于当代的公民身份理论,为我们反思和研究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形塑公民身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公民身份的建构在逻辑上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公共秩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选择目标。     

女性公民权利的缺失与救济

公民身份作为维系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涵义，但其视角却是以男性为中心和落脚点，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女性一直处于政治话题之外，更谈不上具有独立和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本文运用马歇尔的公民身份权利的三要素理论，对女性公民权利的发展历史做一梳理，并分析女性公民身份权利及其缺失问题，最后试图探讨对女性公民权利缺失的救济。     

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本质、成因及启示

西方国家中的“身份政治”现象的本质是：西方统治阶级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故意根据社会成员的身份之不同将社会撕裂为众多对立的群体，然后诱导有关社会群体发生相互对抗，以达到掩盖阶级矛盾、转移被统治阶级的注意力、引导社会走向、对被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等目的。“身份政治”是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可以成为分析几乎所有政治问题的一个理论工具，但通常只有直接因社会成员的身份特征之差异而产生又不能被归入“身份政治”之外的其他政治范畴的政治冲突才被归入“身份政治”的范畴。通过东、西方对比可知，“身份政治”现象在西方国家的泛滥既源于现实原因，也源于文化、历史、阶级、制度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看，“身份政治”泛滥是一种瓦解社会凝聚力、增加社会对抗性的现象，国家应合理地致力于减少社会的差异性、促进社会的同质性，致力于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致力于减少社会中不同群体因各种差异而产生的对立，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外部势力利用本国内部的各种差异有意制造对立。     

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传统的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伦理身份被打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身份,如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干部工人身份以及所有制身份,并在一系列国家制度的维护下得以充分发展,成为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的新的身份传统。文章以时间为序,分两个阶段梳理了决定身份社会根基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的确立过程,同时阐述干部工人身份、所有制身份对身份社会构成的深化,最后分析了身份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以“四为”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实践活动，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新形势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服务为先、预防为主、基层为本、法治为重“四为”理念，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努力提升社会管理工作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探析——以银川市为例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银川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转变职能，不断改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有效地化解了各类矛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保持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高校辅导员身份认同研究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体现,辅导员身份认同对于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试图在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通过内外群体的过程比较,探讨辅导员身份认同现状、危机,以及组织、同侪、学生等各种群体力量如何与辅导员自我一起建构和形塑了辅导员群体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一词的法理分析

"农民工"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语词,它根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分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真正开始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这个语词的内涵也随之得到了扩张。在当下的语境中,它表征着一种尴尬的身份,具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从法律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农民工"这个词不符合法律语言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因而它不应该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得到使用。     

“身份”散记

现实中有多少人正在努力甚至挣扎着去追求某个身份？ 追求身份天经地义．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身份社会”。此种身份当然不是人们在家庭血缘关系中的身份．而是指其在职场和官场中的身份。所以追求身份．也就是人们追求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台阶和位置．追求在人群中的排序和等级。     

如何认识宗教的长期性？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变迁论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民身份发生四次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形式是:翻身农民、国家农民、社会农民和新型农民。每一种身份都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相联系,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策的变化发展。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

事业单位开展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是事业单位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事业单位真正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的重大举措。为深入贯彻《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进一步推进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对全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和分析。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公民身份与认同建构

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公众获知信息和彼此联系的能力,成为公民沟通对话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建设性场域。文化公民身份从外延、内涵和深度三个层面对传统公民身份进行了修正,以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多层框架容纳包括公民身份实质维度和积极公民身份观在内的多元理念,将文化、符号、参与、认同等要素融合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为公共沟通和对话提供一种共同话语体系。社会认同建构是个体社会身份确证、心理情感归属以及观念与行为互动的过程,它通过文化公民身份这一纽带在抗拒性、规划性和合法性三种认同方式中的转化发展。     

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概要

公民身份在我国是一个较新的政治学概念，但在西方却有着悠久历史。它从古希腊传承至今，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思想来源。对公民身份历史进行回顾，对我国现代公民身份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风险社会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分析风险社会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风险社会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历史进入世界历史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威胁与挑战,也给人类以发展的机遇.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历史中,风险社会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并最终随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而走向消亡。     

社会政治制度创新的三次历史性跨越与演进规律

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历史过程,因多元驱动力进入政治社会。人类在政治社会的首要发明是创造了以统治阶级权力为核心,以相应体制为配套的人类自已管理自已的最高社会权力、社会管理、社会统治的组织形式——社会政治制度。迄今,社会政治制度创新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跨越,即从专制政治制度(奴隶主、封建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再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每次创新,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社会政治制度创新的实现,是向真正的民主时代的历史演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民主发展趋向的必然结果。     

身份的现代性意蕴

传统的身份是等级制的产物。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的认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往的“主义认同”转变为“身份认同”，身份的含义、意义和外在表现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现代性的情境中，身份意味着对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种本体论定位，成为个体生存的寓所、依据和归属。于是，身份已不再是等级性的差别，而只是个体的独特风格。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重建社会信任的法制路径

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病态体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寻找一个合法有效的理论路径,重建社会信任已成为一项迫切的学术使命。而契约社会作为一种法治型社会,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从而为信任的重建确立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因此,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就成为重建社会信任必然的逻辑走向。而要构建契约文明的图式,首先就要消解二元社会交往结构,走出信任主体的非对称性误区,凸显文化视觉中的契约意识,实现非理性的情感信任到理性的规则信任的转化;其次要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营造社会关系多样化的创造空间。     

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民在阶级身份之外又获得了社员身份,而阶级身份依然得到延续、扩展并走向强化。与土地改革时期相比,集体化时期的阶级身份越来越深地揳入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处,镶嵌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之中,并借助于日渐强化的阶级政策和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而扩展其政治社会功能。不过,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也凸显出来,并日益成为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