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的法律地位兼驳台独理论

根据国际法理论和实践 ,结合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实 ,可以得出结论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央政府对于台湾领土享有国家主权 ;台湾当局早已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 ,而是一个类似于交战团体的中国地方叛乱政府 ,无权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 ,中央政府对于台湾当局的交战权是国际法所认可的 ,中央政府有权保留最终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任何国家对于台湾的承认只能限于对一国内战中“交战团体”的承认 ,或者根本否认其国际地位 ,并负有不支持台湾当局对抗中国政府的义务 ,严禁干涉中国内政     

“一国两制”香港经验及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启示

中国国家统一既包括两岸法律形式上的统一,也包括统一后的有效管治及融合。“一国两制”香港经验主要表现为我国将长期与祖国隔绝的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后,在香港地方治理实践中取得的独特成果。其核心在于,以“地方行政区域”为基础,以“地方治理”为主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理论,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要镜鉴。因此,借鉴“一国两制”香港经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必须明确台湾是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应确保爱国者在“地方事权”范畴内主导台湾治理,并以“一国”为前提构建统一后治理台湾的基本制度。     

台湾“海商法”最新修法之评述

台湾“海商法”历经多次修法,均未实质改变承运人责任机制.为应对国际海事公约就承运人立法之趋势,考量《鹿特丹规则》的创新制度,完善海事法律体系,更新海商法律制度,台湾“海商法”启动新一轮修正.台湾“海商法”的最新修法,将保持与民法体系的统一性和相关性,充分尊重海商法的特殊性,追求船货利益的重新衡平,以海上货物运送为中心,保障海商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规范海商法律用语的内涵,使台湾“海商法”的内容具有合理性、明确性和先进性.     

蚌埠市：政情通报“零距离”

细心的蚌埠市民留意到，截至2008年底，蚌埠市城市绿地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都有了较大提高。据了解，该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8．5平方米，已经超过“十一五”规划终期目标8平方米的要求。其实，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一次政情通报会密切相关。     

台湾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特别是一个宪法问题。“宪改台独”已成为“台湾法理独立”的主要形式。从大陆方面而言,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何有效适用于台湾地区的问题。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和公民统一台湾的义务,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机制和运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途径,是目前“反台独”斗争的基本法律依据。因此,我们不仅在反对和遏制“台独”的斗争中必须以宪法为基本依据,而且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的手段。     

论台湾法律地位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99年 7月 9日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 ,严重影响两岸关系逐步缓和的格局。“台湾法律地位”也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一、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2 0 0 0年 5月民进党执政以来 ,陈水扁政权实际上仍坚持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自李登辉时期业已形成的立场 ,仅仅是因大陆和国际压力 ,较为收敛而已。其应付大陆统一谈判呼吁的四张牌是“对等、民主、和平、人权” ,后三张牌都是为谋取其“对等”地位服务的。唱“黑脸”的吕秀莲则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能简单的将之看成早已驳倒批臭的陈词老调 ,吕秀莲的这一手可…     

浅析“梁丽案”中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从2008年12月9日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在候机大厅将一个行李车上装有金饰的纸箱当成是别人丢弃的物品放进自己清洁车上的这一刻起,梁丽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并羁押在看守所9个月直至2009年9月25日检察机关最终定性为侵占罪取消起诉,梁丽恢复自由。2009年10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撤案,至此＂梁丽案＂终告结束。如今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新闻媒介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很有拣拾起来、重新＂审理＂、认真反思的必要。本文就针对＂梁丽案＂,探析这一报道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略论国际私法的社会基础

对国际私法社会基础的研究,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国际私法特定的社会基础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各国民商事主体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各种国际民商事关系以及国际民商事交往社会的存在。国际私法的演变与国际民事交往社会的演变相辅相成,保持着一种基本的同步关系。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社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国际私法正在朝着侧重国际民事秩序的方向发展。     

国际恐怖活动社会基础与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而进行恐怖活动屡禁不绝。当前，随着国际上各种矛盾斗争的发展，作为一种特异现象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日益蔓延，以劫机爆炸、绑票与劫持人质、劫船、劫车、暗杀、袭击等形式的恐怖活动急剧增多。相比于中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它有其特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呈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攻击目标的确定与不确定并存，实施手段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无组织性并存，作案的连续性和残忽性。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警惕“拼合金爹社会” 磨灭底层人的信心

不管拼什么，最终都是“拼爹”：没有好务找不到关系，有钱也没有用；可是爹要是没能耐，上哪弄那么多的钱？其实，很多领域、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无所谓“潜规则”了——人人都晓得，大家都在“自觉”遵守，且唯恐不能“被潜规则”——“没有关系铺垫，     

有多少“潜规则”在牺牲社会公正

规则，是一社会公平遵守的章法，但前面一个“潜”字，就足以牺牲掉应有的公正。当一个地方银行副行长轻松搞定4个户口，小小车管所笑纳2100万红包的消息一再刺痛社会神经，向“潜规则”亮剑正成为很多公众的呼声。     

中国宪政社会基础的构建

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及国家权力空间的扩展是中国宪政社会基础建设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确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 ,是确定宪政社会基础的前提条件。宪政社会基础同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联系 ,应兼顾各种价值的平衡。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解决“执行难”

一、社会信用体系与法院“执行难”的关联 人民法院“执行难”与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加快推进、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解决法院“执行难”意义尤为重大。     

“酒托”诈骗案定罪的法理基础与量刑规则优化

通过对33个“酒托”诈骗案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得出以诈骗罪定性“酒托”案件是我国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但是一方面,这一认定的法理依据并未明晰,学界对该类案件的定性也存在一定争议.另一方面,对于主从犯的划分特别是对于“酒托女”主从犯的认定,司法实践并未统一.将“酒托”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法理依据在于对被害人承诺效力判断标准的扩大化立场以及对于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其更深层次的刑事政策考量则是“酒托”诈骗行为具有以预防为目的的处罚必要性.对于“酒托”诈骗案中主从犯之认定,应考虑各行为人在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等整个共同犯罪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危害结果所产生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浅论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

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将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保证符合规定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作为“十一五”时期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完全顺应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必须努力实现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     

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

厘清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刑法的社会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差异是把握风险刑法真义的重要认识起点。风险社会理论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借鉴既有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认清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风险刑法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在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维系社会团结是经由对风险流动的规制而实现的。中国社会的刑法角色呈现出不同类型刑法(前现代刑法、现代刑法、风险刑法)角色功能间的配合、交织、冲突或疏离、断裂等多种复杂情形并存的局面,不同类型刑法之间角色分工的演变最终取决于风险态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宝台局钱与台湾历史

最近笔者有位好友，偶然去农村亲戚家做客，谈起了收藏钱币的话题。那位亲戚边说边跑进房内端出一小罐古钱给他看，左挑右选中，突然无意之中却发现有一枚背面有满文及汉字“台”字的光绪通宝小平钱。     

“人性恶”是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础吗?

近些年来,在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础的研究中,有一种"性恶论"颇有市场,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值得关注。经初步研究,这种观点立论的论据主要有三,即西方关于人性恶、权力腐败和法律的人性逻辑起点——"自私"的论述。我们逐一查阅和剖析了这三个方面的论述,认为他们对有关的论述的介绍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加上对"恶"、"基础"概念理解上的片面和肤浅,因而说"人性恶",进而得出"恶"是法律的人性基础的不科学结论。从相关的论述和历史的实际看,人的本质属性是道德性,"恶"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表现,是"善"的阙如,是人性的一种缺陷。显然,"性恶论"歪曲和丑化了人性,因而用它来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必然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故应坚决地抛弃这种理论,并肃清其在社会中的流毒。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亦日益高涨。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