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约束君权的设计及其影响

战国时代,面对"乱莫大于无天子"的社会现实,法家思想的重心在于加强君权,以实现其治安天下的政治理想。但约束君权的设计也是法家理论的应有之义。"以法卫君、君亦需守法",成文法的本身就是对君主专横和恣意空间的限制。"君道无为"要求君主不任私智私欲,不干涉法律的实施。后世儒学意识形态增强了君道无为的约束力量,使之成为保障君主守法的一道有效机制;将法律奉为国之公器,又是对君主立法权的约束;虽然法自君出,但法律的内容必须遵循客观的标准和普遍的共识。法家所倡导的"君主守法、君道无为和法为国之公器"的定位相互结合,并与儒家相关理念息息相通,共同造就了传统中国约束君权的独特路径。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     

更新与沉淀——《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百年之际的反思

百年前《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中国政权合法性评价的一次深刻变革。中国传统的君权,依据德与命的学说,由君主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用天下归心的方式证明其合法性。法律的效力来自君主权威而非相反。清末新政使德命学说丧失了解释力,晚清王朝不得不依赖宪法来确认君权。君权首次法定,初创了中国新的立法模式,但在初创中又包含了历史传统的沉淀。     

试析明朝出现问题皇帝的原因——以教育为视角

明朝皇帝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们,显得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放荡不羁,完全表现出与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为,我们将之视为"问题"皇帝。其"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教育方面来浅析皇帝"问题"出现的原因。从家庭教育、在学宫教育上、社会教育上来分析君主角色失范"问题"的原因。     

论先秦法家的价值体系

法家的政治理论,包括法、术、势三大方面。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作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君、势、法、术相结合的系统理论。势,指君主的权势、权力;法,指由君主统一公布施行的法律、法令;术,指君主的统治术。三者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价值,但＂皆帝王之具也＂,都是君主权力的表现,也是维护君主权力的工具。在法家的价值体系中,＂君主＂是＂神圣＂的化身,＂权势＂是＂胜众＂的资本,＂法制＂是治世的法宝,＂术数＂是御臣的工具。君主处于最高的价值层次,居于主体地位,而作为＂帝王之具＂的势、法、术则属于较低的价值层次。或者说,君主是＂目的性＂价值,势、法、术是＂工具性＂价值。法家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为：君←势（权）←法←术。     

《君主论》和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君主论》中的政治观念与先秦法家思想同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二者之间在"性恶论"、"实力论"、"统治权术"等方面有着相同点,但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又有区别。     

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认证

中国古代的礼从其外在形态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按名份确定相互关系的仪式,它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权力意义.本文从明代的"大礼仪"之争切入论题,以合法性理论和礼的合法性价值为基点,探讨名分之礼对王权的合法性构建与认证的功能问题,具体分析了名分之礼的核心-"三纲"在王权合法性认证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名分之礼在认证最高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对最高统治权力自身运作的合理性提出要求,君主为了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必须表现出对"名分"规则的服从.     

论宏观调控合法性的公众评判依据

"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一词,通常描述大众对一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信任与支持,即公众认同。一种制度只有当它得到公众认同时,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宏观调控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经济制度,也存在公众认同的问题。由于宏观调控事关国计民生,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其实施结果就成了公众对之认同的主要标尺。而公众的认同包括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不仅仅限于合乎法律。因为,从现实审视,即便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宏观调控行为,也未必会得到公众的认同。因此,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不能只从法律层面评判。除了符合法律的要求,宏观调控的合法性还取决于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文化的等多种评判依据。     

拨偏与复位: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探究

究其本质而言,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属于政治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存在所追求合法性内容的不同,其关系存在紧张乃至抵牾的可能。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由于党对合法性资源的追求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方面出现了"泛政治化"、"去政治化"两种不良趋向。在法治框架下,构建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良性关系,需要同时进行政治法治化、司法技术化,使得司法在党的领导下复归其本源特性。     

出处两难中顾宪成的心理危机与忠君人格

身处公意萌动而皇权专制高度膨胀的明朝后期,顾宪成以天地之善脉和"天下公器"的担当者自居,重新阐释君臣之义,质疑君主权威与神圣性,这对儒家君子人格固有的忠君价值造成了伤害。顾宪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在忠君本分上的不足,为此歉疚不安。他过度表达的忠君言行与君臣情深,是应对歉疚之情、缓解精神危机的忏悔与补偿。在君子担当与忠君品格的矛盾摩擦中,顾宪成以一种扭捏的姿态开启了质疑乃至批判君权之天然合法性的思想解放历程。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     

民初时论中法治精神管窥

民国初期,时人结合社会实际,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学理诠释了法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如界定"法治"概念,厘清法治与人治、德治关系,确立法治基本原则与追求完美法治形式等。同时,深入批判法治实施过程中立法、执法与守法等方面形式与精神的悖离,并积极探索完善法治的实施途经,欲藉构建完备法治理论、培育法治精神、提倡政府主导、增强政党作用等以达到建立完美法治社会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