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传统行政法学研究范式因没有对法律效果的形成过程予以足够的关注,显现出行政决策研究的不足。按照"行政过程论"的研究范式,行政决策可以被定性为以动态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进而将其纳入法治的考量范围。对其实体规制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意义的考察;而程序规制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理念为核心,并辅之以其他相关程序制度规则,形成一套完善的程序规则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法律监管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债务采取行政控制,但效果不佳.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虽有预算法明令禁止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绩效考核决定官员升迁,但因地方人大弱化,举债无风险、高效益的潜规则等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肆意规避预算法等法律,滋生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行政控制惯性和国务院地位及其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仍由国务院主导、实行行政控制,但实践经验表明行政控制效果差,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转轨,从行政控制转向规则控制路径,实施法律监管,完善债务信息公开、风险预警、责任追究等方面法律制度.     

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

公共警告作为警示公众防范危险的有效手段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同时也出现了滥用侵权的问题.从大陆法系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警告目前都被界定为不具强制性、不决定法律权利或义务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适用与法律救济上不同于正式行政行为;对其法律控制主要依据比例原则等一般行政法原则;其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途径.在我国,公共警告侵权在获得行政诉讼救济与国家赔偿救济上存在一些障碍,应逐步予以完善.     

政府机构改革与法律环境的互动与协调北大核心CSSCI

从1982年到2018年,中国进行了8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不变动行政组织立法的情况下,完成了政府组织体系的巨变,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法"的机构改革模式。这种机构改革模式植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所提供的法律空间,以组织变革推动了中国法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法律环境的制约。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对行政组织权的分配,保证行政组织的可问责性,有助于保障基本权利,并考虑到法律的预先决定。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受到法律环境制约的现象更加明显。将行政管理法中的"主管部门"的表述与组织法上的"确定主管部门"的机制对接,可以协调二者关系,是一种实现行政组织法治的立法、修法成本较小的路径。     

海峡两岸经济性裁员制度之比较

经济性裁员是劳动合同解除的一项特殊制度.除了原因的特殊性外,其结果具有解雇的大量性,直接影响着国家和地区劳动关系的安定程度.我国<劳动合同法>在原法律的基础上,对裁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台湾地区"大量解雇保护法"秉承解雇保护思想,在解雇条件、法律程序、劳资协商对话、行政和司法监督和审查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具有"解雇条件和程序法定,劳资协商自治、政府监控"的大量解雇法律特色,值得大陆参考.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正当程序是实现对行政规制权力控制的当然要求。这是因为,正当程序契合了规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要求,能够实现行政规制与法律控权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行政规制的程序控制比较薄弱,立法粗疏,缺少"协商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效力不足,无法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看,通过正当程序控制行政规制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审判型"、"立法型"和"协商型"行政程序;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建构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分析制度。     

论行政公权的软化与私权的硬化

传统行政法的“管理模式”与“控权模式”已无法面对当今行政权宽泛的自由裁量和自我扩权.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和程序上合法化往往需要通过平衡格局加以实现,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所蕴涵的法益焦点表现是在其行政执行制度中所体现政府公权力的软化与私权精神的扩张,从而反映出实现政府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的良性监督、制约、互动、衡平、保障其创新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小政府大社会确立之殇——对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反思

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治理社会的理想模式。完善的行政法制可以控制政府规模,我国政府规模的扩大,反思行政法制建设十分必要。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等难以担当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重任。只有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政治结构,制定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小政府大社会才能在我国真正确立。     

如何使行政指导具备有效性

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或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不违背法律原则,依据有关政策,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人、企业和社会团体运用非强制手段,获得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或协助,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行政行为.一方面,政府的行政指导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接受其行政指导,也可以不接受其行政指导;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政府的行政指导行为应当具备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行为的能力.否则,行政指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政府如何能用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指导手段对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活动进行有效管理,要求他们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呢?对此,笔者认为:     

论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的主体地位缺乏法律依据、政社不分以及行业协会自身发展不完善。然而,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它是经济安全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它能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局限性;再次,行业监管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为此,必须加强立法,确立行业协会监管的合法地位,实行政社分开,以提高行业协会的监管能力。     

商业秘密犯罪抗制对策论略

在日益发达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正如附生于经济体的“毒瘤”,吞噬着商事企业的健康活力。2009年的“力拓案”让国人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危害的认识更深了一层,中国此类犯罪的猖獗令人再度警觉。在全球范围内,侵害商业秘密犯罪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德日等国的“商业间谍”屡屡兴风作浪,给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各国都力图通过一些法律来遏制此类犯罪,中国也应从着手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商业伦理、传统文化等多重层面入手,来构建系统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抗制对策体系。     

文明转型与世界法律变革

人类文明从1500年以后开始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商工文明具有农耕文明不具有的众多特点和优势,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商业交换主导工业生产、科技发展和人际交往生活.商工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变革过程,主要表现为:1500-1850年的制订宪法,改革刑法、民法、诉讼法以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和精神信仰...     

关于政府事务信息化的思考——以工商行政管理信息化为视角

政府事务和工商管理部门信息化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应开发、利用、共享政府和工商行政部门的信息资源,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管理和服务,加强监督职能,创造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政府。要建立政府与人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提高办事效率,带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我国商事诉讼制度的解析与重构

基于民商实体法之间的显著差异,导致商事诉讼在许多方面均区别于民事诉讼。无论是否设有独立的商事法院,商事诉讼仍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得以存在。重构我国的商事诉讼制度,应以既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同时建立若干适应商法特性的特别诉讼制度来实现商法的功能。     

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保障与规制——以和谐社会中的“政会分开”为视角

行业协会可以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谐功能,从而实现政府、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但这需要行业协会民间化、规范化本位回归的实现。应以"政会分开"为视角,考察我国行业协会由"初现→消匿→滞存→新生"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由"政府全能"到"政府依附"到"政会分开"的发展模式演进,并应以行业协会的主体地位、组织构成、自治权能、社会责任作为主要视点,对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之法律保障和规制中的争点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及阐释。     

中国商事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困境与出路

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颇为严重的法律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为"无法可用"的司法困境、"有法不宜用"的司法困境以及"有法不好用"的司法困境。为纾解这种司法困境,除应从整体上思考我国商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方案外,还应认真探索我国商法的价值、理念、原则体系及其内在逻辑,以便为我国商法立法体系的完善及法律适用的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撑。     

再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以工商业规约为中心

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商业数据权:数字时代的新型工业产权--工业产权的归入与权属界定三原则

商业数据界权包括确定其权利的性质和权利的归属。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法律体系的建成,为数据界权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和法律前提。数据界权首先应基于个人信息与数据、商业数据与公共数据等基本范畴的厘清。基于商业数据的固有性质以及工业产权的历史逻辑和制度内涵,商业数据与信息保护类工业产权具有深度的契合性,有必要将商业数据纳入工业产权序列,作为数字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一种新型工业产权,并可以成为与商业秘密相对称的商业数据权。商业数据界权需要确定商业数据的适格性--可保护条件。商业数据的适格性包括受保护数据的合法性、集合性、管理性、可公开性和商业价值性,即以合法形成的规模性数据集合为客体,并采取管理措施的可公开性技术数据和经营数据等信息。商业数据具有单一性、复合性和动态性,商业数据权暗含着所涉权利的分层性,其权属界定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复杂或者貌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遵循投入原则、分层原则和责任原则等三原则。     

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 ,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 ,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