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是反映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察之途.大国外交离不开国际法,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是秩序.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考察与研究中国外交话语表达所蕴含的国际法秩序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基本话语,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秉持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开创性地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吗?——"荷花号"原则的当代国际法反思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这一论断起源于国际常设法院1927年"荷花号"案件的判决,又称"荷花号"原则."荷花号"原则被公认为实在国际法的结构性原则,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极大.本文通过考察国际法院实践和学者学说,指出"荷花号"原则并非抽象的绝对原则,而只是对有限范围的特定事项有效,即只适用于主权国家处理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合作的深化、国际组织的广泛建立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权国家的自由.随着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荷花号"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越来越不足以有效调整国家间关系和约束大国权力的滥用."荷花号"原则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实在国际法学说的衰落.     

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

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应负的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持之以恒地编纂<国家责任条款>,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并建议就此缔结有关国际公约,2004年联合国大会要求各会员国政府提出有关意见.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国际法学界以此为前沿研究课题.本文尝试从中西文词义辨析、"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划分评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解析三方面,对<国家责任条款>中"国际不法行为"的含义、条件与归责问题,做初步的分析研究.     

国际法的“有效性”新解

国际法的"有效性"是指国际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或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或尊重的程度。它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国际法虚无主义者指责国际法不是"法"以及国际法的支持者证明国际法是"法"的焦点所在。在国际法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学者沿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此问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证。而来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机制学派对国际机制的有效性问题的论证,包括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两种研究路径,为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深入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初探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指由全体国际社会成员所公认且在缔约时不能贬损的那些国际法律规范,对此类规范的存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其最初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国家的缔约行为,但随后逐渐及于其它国家行为;国际法学说、条约及国际司法实践初步确认了某些具体的规则具有"强行法"规范的性质,但关于"强行法"的更为明确或具体的范畴问题,国际社会远未达成普遍共识,因而在"强行法"规范的识别及具体适用上存在相当困难;经过深入的国际法理论研究和有力倡导以及长期的国际法实践的推演,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更有可能通过习惯国际法的方式加以产生;在条件成就时,再由习惯国际法规则演变或制定为条约国际法规则。     

日本变礁为"岛",变公海为"私海"的法律分析

近年采,日本为了申请延伸到南太平洋的大陆架,扩大其海域面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不惜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变礁为"岛",变公海为"私海".日本一意孤行的行为对我国、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都有一定的危害.如何看待日本的真实意图以及我团应如何应对,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此问题,以期有所收获.     

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使国际法装备了"牙齿",降低了其"弱法"性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强制力的保障。其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突出和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增强了国际法整体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和实效。假如能够突破和超越诸如"合法性受质疑"、"缺乏普遍性"和"选择性司法"等局限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实现国际法治。     

新中国国际法学70年:历程、贡献与发展方向

新中国国际法学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初步形成、萎缩萧条、恢复发展和积极有为四个阶段。70年来新中国国际法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与继承、和平解决争端、"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新中国国际法学存在对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有待加强、对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中国对外政策或外交实践提供前瞻性支撑的理论尚显不足、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法论著尚不多见等问题。在中国国际法学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将更加受重视,国际法的理论创新将进一步加强,增强国际法发展的中国话语权将成为中国国际法学者日益重要的使命。     

非盟宪章下之"干涉权"探析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日益倾向于干涉主权国家所管辖范围内的内部管辖事项,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联盟开始在许多方面对联合国体制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一定的修正,而其"干涉权"的提出与确立对现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一定的挑战。     

挑战与机遇:论区块链与国际法的关系

仅从蕴含的法理思想以及技术特点考虑,区块链对于国际法的挑战是全方面的,包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性消解;强化了国际法的"去中心化",导致部分现代国际法的执行措施失效,同时赋予其他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法事务更大空间;同时,区块链和国际法中的国际商事惯例以及国际软法等还具有相通之处,使区块链机制更具有替代相关国际法秩序的潜力.但是...     

WTO争端解决中“规则冲突”的概念界定

无论是在国际公法中,还是在WTO争端解决中,如何界定"规则冲突"的概念,都是一个悬而未决、难以确定的问题。在国际公法和WTO争端解决中,关于规则冲突的概念,都存在定义的广义与狭义之争。在国际公法中,比较流行的是狭义的冲突定义,不承认权利可能与义务或禁止相冲突;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究竟是应该采用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规则冲突的定义,目前尚未有定论。然而,狭义的冲突定义在法律上是不恰当的,并且导致自相矛盾,因此,在WTO争端解决中,关于规则冲突的狭义定义是不可取的,必须首选一个广泛的定义,把允许与义务或禁止之间冲突的情况,即矛盾的冲突,也视为构成规则冲突。     

"证券发行"的概念探讨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证券发行的相关概念表述显得有些混乱 ,不够严谨。应该在证券法修改时 ,给“证券发行”予以定义。根据我国证券发行的现有的法律体系和证券发行的实务操作流程 ,同时参照国外的相关立法例 ,证券发行宜定义为 :“证券发行是发行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投资人就其证券作出的要约邀请、要约或者销售行为。”同时在证券法中应区分证券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两种发行方式 ,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和程序。其中对于证券公开发行 ,可以在概念上再分为“证券募集”和“证券销售”两个概念 ,同时对这个概念分别进行定义 ,以求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同时与现有的法律规定相衔接和协调一致。     

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观念”及其影响途径

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观念"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过,在国际法的研究中,以理性主义为认识论的主流学派,并没有对此做出过系统性分析。这正是主流国际法学本身的一个重大缺漏。研究表明,诸如"世界观"、"原则化观念"以及"因果信念"等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路线图"、"黏合剂",以及"制度化"等方面的影响。     

民法上“法益”概念的探源与本土化

《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与我国民法学界持者甚众的狭义法益说中的"法益"含义大致相同,指的是权利之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客体,是立法者为解决其预见性不足的弹性规范设计。上述界定与"法益"概念的原意不符,和刑法学界的惯常用法存在明显差别,属于概念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二分法和狭义法益说在法理、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也不具备法益理论应当具备的分类、区分保护和评价功能,必然会造成立法表述与司法裁判说理中的冲突。"法益"概念的本土化界定,应当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寻求统一的、适用于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法益"概念。"法益"是应当受到法保护的利益,此处的法既包括实然意义上的法律,也包括应然意义上的法。法益是权利的上位而非平行概念,《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实质上是未被立法明文规定的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未来修法时应将该条修改为"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     

“恐怖活动组织”概念初探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我国９７刑法新确立的一个罪名,本文作者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特征的认识。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领域的扩展使不同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大大增加,国际法发展呈现不成体系的特征。演进中的国际法并非一个统一的体系,现代国际法表现为国际共存法和国际合作法并存,并在发展趋向上向价值定向发展。国际法随着范围的扩展形成大量次级体系,不同的次级体系多能“自成体系”并“专题自主”的特征,导致规则的冲突增加,造成在适用国际法规则上的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际法自身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际法领域的扩展等新趋势导致的。国际法要研究如何防止并协调国际法规则矛盾与冲突,但是很难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体系,另一方面国际法的不成体系的特性却使国际法充满了张力。     

寻求“中道”——儒家之法的精神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法是儒家之法。仁学“中道”思想是儒家学说之“道统”,亦是儒家之法的“法统”。仁学“中道”的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中正”、“中和”、“时中与权”三个方面,原始儒家在论析与处理德与刑、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人与法、讼与无讼等问题上都很好地运用了“中道”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儒家仁学“中道”思想仍有其普世价值,必将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走向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国际法则中显示其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国际法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提出对传统国际法基础理论产生冲击.它体现了国际社会新形势的客观要求,改变了国际法的本位观,并成为现代国际法的目的性价值取向.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组成.     

论“和”文化语境下的国际法治建设

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法律制度基础之上,新格局之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相应的良法善治。以西方宗教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当代国际法,面对人类当下存在的公共问题,已经难以做出有效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正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有益成分,对现存国际法治基础理论给予了补充和创新,对人类未来国际法治建设给予指导,因为“和”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利”文化,更有助于实现不同文化、文明的和解和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