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在反抗中生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及启示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文本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表意结构,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者”不仅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读者”则能够直接参与对文本的解读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对“作者”的权威构成威胁。大众文化产生于“读者”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反抗,是一种在反抗中“生成”的文化类型。文本和大众文化的这种特征对我们理解当下我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双重聚焦：财富的流通与意义的流通——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抗理论

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核心的地位。费斯克也相信,晚期资本主义以形形色色的商品为特征。所不同的是,众多思想家仅仅聚焦于商品经济或“金融经济”中财富的流通,并把意义或意识形态,仅仅解释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下的产物。而费斯克则认为,商品同时流通于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但并不相同的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之中。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流通的则是意义和快感。正因如此,费斯克主张,我们必须扩展原有的经济概念,把文化经济包括进来。也正是在对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分析中,费斯克阐述了他的大众文化抵抗理论,从而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视野。     

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费斯克与其他思想家的分野

尽管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都是"文化"和"大众"这两个词不同涵义的复杂组合。如何理解和界定"大众"和"文化",必然会对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综观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的方式可以说多种多样,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界定最鲜明的特性,就是把大众文化理解为大众利用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进行创造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从而与其他思想家形成了重大的分野。     

大众文化与电视的消费模式——费斯克的另一种视野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或上层强加的。他把电视作为体现大众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大众主动性、辨识力和创造性的典范媒体来分析。电视的主要接受场所是家庭。而家庭乃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关系与行为方式的真实场所。在这样的场所中，看电视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活动，人们总是将看电视这件事整合到其他日常生活行为之中，使它成为广泛社会联系的一部分。看电视是家庭性别政治、年龄政治的一部分。     

文化泛化中崛起的大众文化：从神性体悟到世俗消费

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是学术界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从分层解剖角度对文化、从系统论的具体层面上对大众文化分别进行了梳理与框定。认为大众文化审美化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对发生于每个人周围的各种泛审美活动加以观照,突现了具体审美活动的文化维度及其意义,因此,日常生活或文化娱乐与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况是促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着意于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观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反省缺失”和“欢乐空洞”状况,实现人类真正的审美解放。     

贫乏性与互文性：大众文化的辩证法——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分野

大众文本常常被一些批评家描述为是粗制滥造的、空洞的、贫乏的.费斯克发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最能激发解读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恰恰就是文本的同质性和贫乏性.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从大众对文化工业提供的文本资源的"权且利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文本本身中产生的.如果从互文性理论视野观察,大众文本贫乏性的积极意义,将会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层研究

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品味,大众文化也由此被划分成几个不同的种类.根据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层,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文化大概有市民阶层大众文化、中产阶层大众文化、打工族大众文化和青少年大众文化等几个种类,其中以市民阶层大众文化和中产阶层大众文化为主体.     

大众文化盛宴对当代人发展的双重性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这样一场大众文化的盛宴对当代人的发展产生着双重性效应。一方面,解构神圣性的大众文化以其平民化的文化方式赋予当代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市场化、世俗化的文化特征消解当代人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向度。因而在文化实践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文化提高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人文性,高扬其积极效应,消融其消极效应。     

网络恶搞——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新阵地

网络恶搞通过对原有文本的重新解构,改变原文本的叙事逻辑,建立新的文本,形成了完全异于母本的叙事格局。它依托于网络的特性和大众的接受心理,成为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新阵地。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在有效的约束体系下,对大众文化的繁荣会产生积极影响。     

“韦伯拐点”与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改变了国家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考路径,即"政体分类"的传统,从而转向对国家统治合法性来源及其类型的探讨。这是国家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笔者把其称为"韦伯拐点"。"韦伯拐点"的出现是由韦伯探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决定的,韦伯从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出发,认为国家是人们社会行动意义取向一致的结果。国家的实质在于统治,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国家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互相所认可的合法性统治关系中。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新的国家类型学,即法理型国家、传统型国家和克里斯玛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