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以法制权

依法治国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必须依法治“吏”,依法治“吏”必须以法制权。因此,用法律制约领导干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根本途径。     

以美育促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中华民族历来把美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美的教育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石。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仅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能够助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以系统化的思维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积极建构学校"主渠道"、家庭"增效剂"、社会"大课堂""三位一体"的实践进路,助力公民道德建设深入推进。     

"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和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应有理念,同时也是各行业、各团体、各阶层人士的工作导向和价值取向,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     

论职业教育"以评促学":过程机理与效用表征

"以评促学"是职业教育学习评价重要的制度逻辑,但是,评价促进学习的作用机理和效用表征却始终争论不断。20世纪,职业教育学习评价先后经历了"目标模式""改进模式"和"目标游离模式"的争论。进入学本评估时代,关于学习的评价(AOL)、促进学习的评价(AFL)和作为学习的评价(AAL)将"以评价促进学习"理解为过程的"黑箱",探明了职业教育学习评价"评价实施—结果反馈—教学改进+学习改进—效用生成"的过程性机理。在效用表征上,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的制度运行生成评价结果,基于结果反馈促进教师教学改进和学生学习改进,进而促进学生知识、技能与能力(KSA)的发展,实现"以评促学"的目标。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北大核心SSCI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     

韩非的治吏思想

“治吏”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认为臣与主、官与民的利益都是根本对立的 ,君主必须用法律武器惩治贪官、恶官 ,以术和威势来预防官员犯罪     

以德治国重在"官德"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党宗旨,其根本任务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实践道德的非凡勇气.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必须坚持以德治国,而现阶段的实施重点又在"以德治官",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官德"的建设,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忽然想到——以吏为师之类

一"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二私学起于孔子,但他的学说在当时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     

以“文儒”视角审视贞观重臣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帝王作用的凸显是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尤以梁、陈时代为甚,当政者们参与创作,以帝王之尊赋予了文学创作及其审美以相当的影响。直至隋,文帝不悦诗书,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文学,而后的隋炀帝偏爱南朝靡丽文风,重用虞世基、许善心等文人,文学又得以振兴。至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历经陈隋、颇具文名的虞世南的选贤任能与文学才华相结合,促成了唐文学以新的发展。然而,唐太宗强调国家治理须靠吏能的＂贞观重臣＂现象又从另一方面消减了文学之于选贤的权重。于此,以＂文儒＂视角考察贞观重臣,我们认为,唐太宗治国选贤并非出于单纯的文学才能,他看重的更是吏能。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更多是一种君臣的唱和,而并非选能当然之条件。     

德法并治是新时期改善领导作风的最佳选择

本文结合领导干部的职权特点，强调只有坚持法律约束和道德教化并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吏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不公正的“五十大板”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干部，被群众称作“官油子”。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官油子”，就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些特征：资历老，有能力，关系广，路子多，不做事。     

论清代地方的"吏役病官"

吏役以"准正式结构"的名义成为清代地方行政的主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地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上级衙门吏役对下级衙门的牵制和对地方社会的骚扰、吏役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要挟本衙门官长或消极怠工甚至罢工,以及因吏役有犯而使官长受到牵连等,是"吏役病官"的主要表现形式. "吏役"病"官"现象的发生与前者处于行政权力的前沿直接相关,加重了清代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影响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水平.     

古代重典治吏对当今制度反腐的启示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将会给予官吏以重权、要权，同时为了防止官吏权力的过度膨胀，危害自身统治，又制定了样式众多、惩处严厉的法典对官吏进行约束，这就是所谓的重典治吏。研究我国古代重典治吏的经验，深入探讨其定位、价值归属与特征，对于当下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

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虽以卖国主义的面目遭后人诟病,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她在中法战争中支持"黑旗军"援越抗法,并采取了调换中枢,以战促和等手段,终于使法国侵略者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损害最小的《中法天津条约》。     

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与功能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历史阶段。国家行政权力在基层与宗族构成、社的作用、巫的影响相结合,保障了社会结构的大致稳定,经济生产的大致正常,教育形式的大致合理。国家政治在民间社会得以落实。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形势中,吏的作用是积极的。秦汉基层的吏,其人选、职任、社会关系和文化作用,都值得考察和说明。吏在基层社会的多种表现,有益于稳定秩序的维护。     

清代州县司法职权专业化困境及缓解途径——兼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思考

清代州县在制度层面上由正印官一人独揽司法权力,是实质上的“一人政府”。此举固然可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但在实践中却也存在着因州县官法律知识匮乏、工作任务繁巨、律令杂糅苛剧而难以开展司法工作的窘境。由此在正式的国家官员队伍之外势必会逐渐形成隐性的非官僚缓解途径来推动与保障州县司法的运转。清代州县官僚体制外的司法专业力量有两大组成部分：其一是吏役,其二则是幕友。通过对二者独特养成机制的探析和具体司法职能的梳理,可以将清代州县司法活动独特运作模式的合理性进行更符合史实的新证成,即清代州县司法在显性的“一人政府”架构之外,隐性地通过州县官对具体司法治理事务进行有限外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实现地方司法的专业化。中央朝廷对其的默许则反映了统治者在确保中央集权与促进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状态。以此为进路,可以对马克斯·韦伯对传统中国司法“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的论断进行回应与辨析。     

"自行车理论"--构建企业"双循环"运行机制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外循环"运行机制和以企业目标为导向,企业内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企业"双循环"运行机制类似自行车的运行机理,为此,我们称之为"自行车理论".     

制度、地方官、“汉番关系”——关于清代台湾“番政”形成的一些考察

清代前中期,因汉人移民拓垦台湾丘陵山地,引发了许多"番害"问题;而在平地的拓垦中,"番产"的保护则成了一个十分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廷平定台湾之初针对台湾全岛分布着许多土著民族的事实,未制订专门的少数民族政策,而适用全国的政策.在以后"防番"和"护番保产"的过程中,经朝廷和地方官之间反复的调整,终于在清代中期初步形成了"番政".该"番政"虽然以"三层制分布"模式为基础,然而我们不可过分强调该分布模式的政治性目的.     

社会转型期高校"两课"教育和学习的新特点

本文论述了社会转型时期高校"两课"教育所发生的新变化,教育者要从准确把握"两课"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了"两课"学习的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