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视角看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以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为例

华人宗教是东南亚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受到自身特性与研究范式的深刻影响.本文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考察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分析了宗教与移民网络的关系、宗教作为文化内核在华人族群整合中的功能以及华人同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     

国族塑造与族群认同——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华族身份认同变化

东南亚华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过程中,华族的身份由"华侨"、"海外华人"转变为"华人",这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其中包含了对他们政治身份、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本文描述了华人身份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并从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来分析其中的原因;结合冷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探讨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华族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民主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治参与——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发展很快,但各国在参与形式、所选渠道、参与层次及绩效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比较分析,发现民主化进程的确推动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扩大,但具体影响方式、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大小又是不确定的.合作、竞争和依附,至少构成三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较之民主化因素,民族身份认同对东南亚国家华人政治参与模式选择的影响更大.     

华人企业集团家族治理模式演进研究——以印尼哥伦比亚集团为例

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兴起使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实地调研,选取已有110年历史的哥伦比亚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刘氏家族企业的成长史,全面分析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由此探讨华人企业集团家族治理模式演进的规律。     

马来西亚“伊斯兰国”与民族国家:争论、影响与趋势

伊斯兰党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后,致力在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与巫统主导下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完全不同的建国方向,两者在最高权力的来源、统治阶层、意识形态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伊斯兰党现阶段重提伊斯兰刑法后,引起马来西亚两线制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由于政党之间的建国理念相异,马来西亚未来的建国方向大体上有三种:马来人主导下的民族国家、伊斯兰国和多族群国家。另外,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的崛起,令身处伊斯兰世界的马来西亚民族国家体制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强烈冲击。     

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马来西亚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华文教育发展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国家,各族群之间能够保持融洽的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重因素,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特别是教学媒介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马来西亚教育政策规划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为目标,而华人则通过制宪的努力,成功把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以期通过华文教育达到塑造族群认同的目的。本文尝试以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主要华文教育机构——华小、华中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三个教育机构所构成的系统如何达至平衡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教育目标,进而完成跨族群交融,维护族群之间的和谐,为传承族群文化和维持国家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为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东南亚大变化的前夜——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成龙”可能性的探讨

东南亚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 1989年以来,世界许多报刊、经济界权威人士和学者都在评论和预测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四国(以下简称四国)将在本世纪末以前和下世纪初,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加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     

语言政策与国家利益——以印尼华文政策的演变为例

语言政策与国家利益存在内在联系.本文以印尼政府华文政策的演变为主线,主要阐述了苏加诺时代、苏哈托时代以及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国家利益的变化及其对华文政策的影响.语言政策没有独立性,其目标始终对应着国家利益的需要.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CSSCI

文章基于制度主义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探析了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从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路径锁定,以及在住在国排华环境下族群认同强化的路径依赖,揭示了其中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偶然性事件等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机理。同时,结合制度变迁理论,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就增强东南亚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以期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演进有所启示。     

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本文用人口社会学理论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大约3500万,美国华人有330万,加拿大华裔有120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新华侨华人约占2/3.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70%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从1970年开始,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了很多.但是,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有: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华人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影响了其职业结构;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的独特路径——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与《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带来"经济不公平";另一方面,新兴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也带来了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与认同的危机。此即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以此结构来反观当代东南亚甚至全球的民族分离运动,实为民族问题研究的独特路径。     

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的拓新之作——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

深入研究苏联民族问题与国家形式建构的关系,无论对于全面认识苏联的兴衰成败,还是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张祥云著）一书,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成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近年来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关系研究中...     

福利国家中的社会经济压力和决策者——德国和意大利家庭政策的比较研究

德国和意大利的福利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深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影响的欧洲大陆模式上的,强调以家庭为主的社会保障。但在近十多年里,两国在以家庭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领域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两国的这一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社会经济压力能否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延续或改变起作用,在于政治参与者是否达成认知上的趋同,从而把握住决定性的时机进行变革。     

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

本文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视角,来观察当代俄罗斯的外交现象。外交主体及观念视角的讨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旨在探讨西方叙事模式、单线时间观念、以"民主-专制"简单化地将世界一分为二等标准的局限,从而展现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独特身份。结构角度的研究阐释了俄罗斯在世界文明、国际体系中的成长、发展过程,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内在属性与外部特征,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动态性结构功能等。周期性视角下的研究则通过"短-中-长时段"分析,追寻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逻辑特征。本文把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置于全球转型,尤其是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力求基于事实与理论的分析,通过反思,为这一领域的学术范畴与理论工具的构建与运用,提供若干建设性的参照与铺垫。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协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制度种类繁多,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也多种多样。文章认为,国际制度关于分配结构的变革影响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分配结构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市场型分配结构和公平优先的权威型分配结构。市场型的分配结构决定了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收益,权威型的分配结构则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政治权威对权力与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调节。在给定的国家偏好下,制度分配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收益,进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不同的政策选择。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视角与问题——以三家高校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为基础

本文选取《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和《亚太评论》三份学术期刊,根据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的载文量、内容(国别与主题)和作者三个指标,对这三份刊物2000—2005年的载文进行了统计、对比与分析,并由此管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成就、视角与问题。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     

民族国家意识的培育与廉政文化建设——西方和亚洲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经验研究

廉政文化建设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培育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领导层热爱祖国,通常会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廉洁奉公。国民富有民族国家意识,有益于形成以符合国家利益为尺度衡量的善恶价值观念,形成公平、公正、诚实、向善的道德风尚。引导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强对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是提升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基于英美、德国和中国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政策的比较与思考

国家责任观念体现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国家的行为责任提供了观察一国基本价值观念的重要视角。新冠疫情期间,英美、德国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防控措施,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内部对国家行为责任的不同认知。对其观念形成的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是由其资源禀赋、文化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构筑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跨文化的视角,在理解不同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