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时代青年政治理性的培育

政治理性不但是一种精神现象,还是一种认知和行事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采说,是否具备政治理性,是关乎自身的发展、国家的安定团结、国际声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的重要因素.为此,政治理性的培育已成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理性的二因素与科学的二重性

人的理性包含有逻各斯和努斯两个内在因素，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种基本形式。受此规定，科学理性也是由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而实践理性又包括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矛盾的方面。科学理性这一特殊的结构，使科学不仅在其理论旨趣上具有“学”与“用”、“知”与“行”的二重性，而且在其实践功能上具有“利”与“义”、“福”与“德”的二重性。     

论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体现了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     

科学发展观: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生态理性三位一体

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理念问题。科学发展观蕴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层价值理念。科学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自主性的批判精神、竞争精神和开放精神,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人文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的生存权的实实关注,对人的发展权的深度关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无限眷注。生态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的追求,对生命与世界存在和谐的期待。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三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将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新农合制度转变农民就医理性

如果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农民就医理性行为可以划分为主体理性就医行为和客体理性就医行为。主体理性就医行为是指,农民就医行为的选择完全以农民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资源的多寡、自身对疾病的感知,以及自身生存的时间价值与治疗费用之间的比率为依据而决策的就医行为;客体理性就医行为是指,就医行为的发出主要以疾病指标或生理指标为依据而决策的就医行为。可喜的是,农民的就医选择理性行为在新农合制度的支持下,逐步由主体理性限制过渡到客体理性张扬。但是,农民就医理性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农民医疗问题的解决,需要医保制度不断做出政策调整、引导和完善。     

从“理性启蒙”到生态启蒙——关于生态文明建构路径的思考

新世纪呼唤生态启蒙的原因是理性启蒙的局限性。生态启蒙消解理性启蒙的纯粹理性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等缺陷,其核心是主张生态理性。生态启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阀。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行动的个体理性研究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论,利用质性访谈数据,分析了决定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行动选择的个体理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自愿性失业是大学生遵循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行动逻辑,为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行为.     

技术理性的价值转向

技术理性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热议的理论话题,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学者认为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是人类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自霍克海默以来,众多西方学者表现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技术理性时,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将技术理性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剥离,进而一味地批判、否定技术理性,文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与我国官方所宣传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符。笔者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应该透过历史的迷幻表象,深层次地分析其价值理性的＂剥离＂与＂统一＂,以期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理性思维：文化自觉的一个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意义的世界,文化的选择和建构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在当代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的确立和文化建设中,人们如何正确地发挥自己的自由创造能力,选择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富裕、文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真诚与和谐的文化世界,有赖于各个民族的人们充分发扬自己的理性,正确合理地对待自己和认识自己,正确合理地看待世界和一切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正确合理地处置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理性选择在解决集体合作难题中的效度与限度

经典理性选择理论(芝加哥学派、经典博弈论)具有远大抱负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修正的理性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演进博弈)则对其完善,并探讨了其理论特征。正确理解理性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寻求合作均衡解的效度和限度,才是我们对待理性选择理论的正确态度。理性运用既有其必要性和效度,又有其限度,因而,要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寻求演进稳定均衡状态,人们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应心存敬畏,遵从自然演进的规律。     

寻求思想与行动的对话——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宪政命运的反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构想,预设了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起点与归宿.而当今,宪政命题虽然掌握了话语霸权,却仍有隔靴挠痒之嫌,甚至变成容不得他者的压迫性话语.说到底,是因为思想和行动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由此带来宪政建设成果的差强人意.摆脱建构理性主义的情结,为思想与行动寻求对话的平台,才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出路.     

“中国梦”: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根植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现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理性相结合,统一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论我国政治发展根本要求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政治发展要得到有效坚持，都需要政治道德伦理的支撑。这种政治道德伦理中最具核心作用就是价值取向。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科学理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取向所在；民意理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体现；公正理性，是依法治国价值取向的根本。     

虚妄的理性

本文论述理性的虚妄实质。首先从柏拉图虚空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僭越的第一因和形而上学的消亡论证了传统理性的虚妄：其次从作为现代理性的理性能力的无根基性和合理性设计能力的非法性阐明理性的虚妄。     

基于公共理性视野的政府信任流失分析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强调政府理性,坚持维护政府利益和政府形象,却忽视了来自公众意见的表达;对于公众而言,更是以"理性人"自居,强调公众理性。两种理性逻辑彼此对立,缺乏沟通,最终导致政府信任不断流失。因此,应该嵌入公共理性,实施理性层面的逻辑改造,提升政府信任。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不是天然形成的。和谐社会包含着理性的因素,它是对非和谐社会的那种个体非理性贪欲的一种抑制与理性的缓解,它期望全社会走向公共理性,实现互利共赢。     

人情社会与理性社会

从人情社会转变为理性社会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必然.构建和谐社会,应从制度理性着手,构建法理型的制度体系.法理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基于经济理性的自由竞争和交换,在其中,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利义务关系.传统人情社会本质上注重忠诚、亲疏远近等人格化的情感关系.与人情社会相比,理性社会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和革命性,而人情社会则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传统性.只有法理型的制度理性扬弃了人情社会的制度非理性,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制度目标,和谐社会也才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波普尔知识理论研究径路分析

波普尔认为知识研究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知识的增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波普尔的知识论研究是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法进行批判,对唯理论的形式理性进行批判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本文旨在对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形成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     

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悖论——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的产生与韦伯把法律纳入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密切相关,它是运用韦伯研究方法中的法律理想类型阐释法律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工具。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却产生了韦伯关于“英国法”的困惑,在反思形式理性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法律的伦理化。     

理性、实践与价值的和谐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度解读

中国共产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主线,将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而完整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立体图式,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理性、实践和价值层面上的和谐建构,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