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论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的责任意识大大增强。但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被问责人承担责任方式难以界定;公众问责不积极;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责任,理清政府职权关系;增强政务信息公开度;完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各相关法律,使政治问责有法可依,实现问责法制化、制度化。     

决策失误该追究

《人民日报》报道，新公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卸责”

算法决策在电子政务中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是自动化行政决策出现巨大的责任漏洞,从而引发决策者的“算法卸责”。“算法卸责”的主要策略有代理策略,即“寻找替罪羊”,以及政策策略,即“避免行使裁量权”等。算法决策与问责制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可能造成问责制功能的失调,具体包括难以保证决策透明度、提升绩效的阻力较大、回应沟通机制的匮乏等。鉴于此,有必要分析不同类型的算法决策系统,寻求维系问责制的有效途径。在决策替代系统中,一方面厘清公共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在决策闭环过程中加入必要的人为干预。在决策支持系统中,除了需要考虑“人机交互”决策中的责任界定,还应当揭开“算法面纱”,引入“穿透式”问责理念。     

绩效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功能。由于多种原因,在政府绩效问责制的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只有正确认识绩效问责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成功地推进政府绩效问责制建设,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以精准问责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近年来,随着党内问责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党内问责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问责不到位、程序不规范、泛化简单化等问题,影响了问责工作的成效。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意识,进一步完善问责的程序和方式,提高问责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以精准问责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生动局面。     

论建立健全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体制机制

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是问责制度之外的一种渠道和形式,网络问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从五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如何建立健全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和完善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强执法机关的队伍建设,三是加强对网民问责的教育引导,四是构建网民参与党政干部问责的平台,五是拓展网民问责渠道、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的几点思考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建议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行适当修改。总则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指导原则,规定问责情节,增加衔接条款。问责情形中,科学设定问责门槛,强化对政治建设失职的问责,加大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问责力度。问责方式中,统一规定问责影响,细化通报执行规定,完善对党组织的问责。问责程序中,明确启动机制,规范调查措施,限定调查时间,保障合法权益。问责保障中,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公开机制。     

论建立健全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体制机制

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是问责制度之外的一种渠道和形式,网络问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从五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如何建立健全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和完善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强执法机关的队伍建设,三是加强对网民问责的教育引导,四是构建网民参与党政干部问责的平台,五是拓展网民问责渠道、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强化政府决策监督与问责的三个维度

由于政府决策能力的重要性,回应时代之挑战不断优化政府决策能力,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持续实现、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增强和维护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其中,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不仅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监督,给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更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完善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并将其纳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范畴,这是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和干部队伍建设规律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于进一步激励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为民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论行政问责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问责制的推行,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探讨有关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以及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目的是研究政府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从而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决策失误更需要问责

近日，四川眉山市人民政府出台了《眉山市政府部门决策失误检讨和公开道歉制度》，规定政府部门决策失误要检讨并公开道歉，并规定了决策失误的检讨和公开道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政府的相关工作会议上作检讨;二是在市级媒体《眉山日报》上刊载公开道歉书，在眉山电视台公开道歉。     

党内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构成——兼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党内问责制是与行政问责制相对应,专门针对政党组织内部的问责制度。从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讲,行政问责离不开党内问责制,只有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配套实行并发挥作用,问责体系才算健全与完善。有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解读,从党内问责主体、对象、内容、情形、方式、结果、执行等七个方面分析党内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并对其构建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