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政治问责及相关概念辨析

基于问责的语义分析与学理阐释可知,作为机制的问责是指问责对象有义务就其行为、政策或职责表现等向问责主体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问责对象存在失责行为则应接受问责主体的惩罚或制裁。政治以公共决策为重要内容,以行使公共权力为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可将狭义的政治问责界定为政治官员有义务就其在公共决策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行为与绩效,向社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存在违法或不符合民意等失责行为,则应承担政治信任流失甚至公共决策权力丧失的后果。此外,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民主问责、公共问责、社会问责等相关概念既有区别又存在交叉重叠,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问责领域概念使用的规范化。     

问责制度化建设问题思考

从“非典”到解振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被免,政府行为一次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问责制经历了提出、建立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几年的实践,问责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强化制度建设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同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官员问责制度的现有问题与完善途径

自2003年以来，以高官问责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责任政府。但在实施官员问责制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须对问责制加以完善。     

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构建,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实践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所谓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指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主体、根据多数人的意志、     

行政问责制：国外经验及中国制度安排

近几年，引咎辞职成为国家对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特大责任事故严格实行责任追究的重大举措之一。为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改进干部作风，促进干部主动作为，从而加大将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可能性，提出了构建基于长效、透明、常态的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分析了中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总结了国外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经验，提出了中国的相关制度：应从重塑行政问责文化、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厘清问责范围，明确行政责任、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等方面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机制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新的制度形式,在法律制定和实务工作中都存在诸多问题,行政问责缺少前提性的制度设计,如公务人员及人民群众认识扭曲化、部门间职责范围界定模糊化、行政权限不明确、政务活动不够透明、问责主体单一、客体范围狭窄、事后问责组织的普遍及统一化问责规范的缺失等。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依次阐述,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为行政问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有效实施提供指引。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一大批各级官员因未能履行职责而被就地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开始走进人们的政治生活。这表明我国对重大事故、事件中失职的官员进行问责已经付诸实践，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树立权责对等理念，建立责任政府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举措。，     

新时代党内问责的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党内问责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它是党内民主的逻辑使然、权责一致原则在责任政党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和改善当前政治生态的现实所需。党内问责的实现依赖于一整套制度架构和配套措施,当前应该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和问责的具体程序等制度,构建党内问责制是前提,如何将党内问责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运转起来,关键要重点突破几个方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关注党内问责的链带性、分清不同责任的承担方式和积极推进党务公开透明等。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建构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构建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运行动力研究——基于主体行为动力学的视角

制度运行依靠制度主体系统的行为动力,行政问责制度的运行动力由政治系统内外压力与行政人员责任内驱力三部分构成。当代中国,系统内压力源于建立起以执政党为核心,行政向政治负责,最终向公民负责的责任逻辑。系统外压力依赖公民成熟的权益观、知识积累与理性发展程度。而行政人员责任内驱力的实现则需要遵循责任感的形成规律。     

深化问责研究（三篇）——深化问责研究 建设责任政府

2008年，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一批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中国政坛掀起“问责风暴”。与此同时，中纪委监察部根据中央要求，正在起草制定有关行政问责以及党政领导问责制度的规定。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问责制度，我国问责制的提出和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2008年的“问责风暴”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启示？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