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欧元

<正>不少经济学家预期,欧元区2023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还有一些分析认为,衰退可能更早就出现。美国花旗集团的一位分析师则更为悲观地指出,市场不仅担心欧元区经济出现短期衰退,更担心欧元区经济长期陷入困顿。2022年7月的第二周,23岁的欧元跌跌撞撞地向悬崖边迈出一步——7月13日,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增强,欧元兑美元急挫至0.9997,为2002年12月以来首次跌破平价。为此,7月21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自7月27日起生效。在实施多年超宽松货币政策后,这是欧洲央行11年来首次加息,并高出预期25个基点。     

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溢出效应分析

在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分散的欧元区内,成员国面对非对称冲击时往往会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等措施来刺激经济。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刺激本国经济的作用?对欧元区内其他成员国有无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贸易关联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11个成员国的欧元区GVAR模型,并基于这些国家1990年一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的数据对成员国的财政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各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单个成员国以及欧元区整体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发现部分成员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增加本国产出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若多个成员国同时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各国GDP普遍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的协调。     

欧元区扩大前景

2004年5月1日,欧盟又吸纳了十个新成员国。新成员国在入盟时已经承诺,一旦达到加入货币联盟的各项标准,将立即引入欧元。本文试图分析欧元区扩大后,由于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差异增大而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采用泰勒规则作为分析框架。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新成员国很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将由老成员国所面临的经济紧缩效应来平衡。     

欧债危机:一个德国视角的评估

从德国的视角看,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PIIGS国家("欧猪国家")在享受超出自身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上走得太远,导致其政府的持续预算赤字。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成员国的竞争力差异以及加入共同货币区导致的政策工具的丧失使得欧元已经失败。德国政府相信有两个政策工具可以解决危机:第一,制定强制所有成员国采取预算紧缩的财政协议;第二,创建一个基金用以救助受到破产威胁的成员国政府。包括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和赋予欧洲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地位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被德国政府拒绝了。德国政府强烈反对将欧元区转化为转移支付联盟。而由德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措施也都归于失败,因为预算紧缩政策导致了"欧猪国家"的经济负增长,进而加大了其减少公债的难度。在德国政府看来,为保证"欧猪国家"不放松降低财政赤字的努力,继续保持金融市场上的压力是必要的。笔者认为,除非德国政府采取针对经济弱国的更加合作的态度,否则欧元区将极有可能归于终结。     

德国中央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二战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高度独立性保持着德国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最好的低通胀记录,使德国央行制度成为典范。欧洲央行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德国央行制度的影响,它具备高度的独立性。本文首先阐明研究的必要性,然后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判例对德国和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进行法律分析,进而阐明两者的关系,最后总结了对中国的启示。     

机制设计与国际卫生合作中的困境

本文运用情景结构主义分析工具对传染性疾病国际通报合作长期止步不前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国际卫生条例》将传染性疾病的国际通报合作塑造成具有良好合作前景的"猎鹿游戏",但由于国际合作的专业性与主权国家利益的复合性之间存在矛盾,国家往往将贸易利益的考虑置于健康的价值之上,从而使得合作陷入相互背叛的僵局。通过改善机制的设计,这一困境可以得到缓解。     

述论《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僵化与弱化

由于设计的局限与实施时缺乏灵活性 ,曾经被视为欧洲经货联盟稳定基石的稳定与增长公约 ,如今却成为欧盟一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桎梏。在多方强大压力之下 ,公约开始“弱化”。为此 ,分析家们担心 ,这不仅会损害欧盟的威信 ,而且还削弱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文章认为 ,欧盟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结构性问题 ,因此“弱化”稳定公约不一定就能解决欧盟一些成员国的经济痼疾。     

欧元与欧盟的财政政策协调

财政政策协调是决定欧洲经济一体化成败的重要因素。欧元诞生以前 ,欧共体各国建立了财政政策协调的法律制度、共同预算制度 ,并在税制趋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为欧元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元正式流通 ,对欧盟的财政政策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盟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的差异、欧盟东扩带来的新老盟国税制的差异等问题成为欧盟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 ,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协调的制度框架 ,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的协调和对话 ,真正实现成员国税制的趋同政策 ,成为欧盟目前财政政策协调的重点。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欧盟的财政政策协调及其前景。     

欧共体法的至高性原则与成员国主权:矛盾、互动与平衡

欧共体法的至高性原则是欧共体法律体系的支柱之一。该原则所隐含的原始权威和凌驾性,提出了其与成员国主权的关系问题。由于欧共体法的涵盖面很广泛,至高性原则的确立无疑给成员国主权带来了很大的约束。这种约束既体现在决策领域上,也体现在决策方式和决策执行上;既涉及立法权,也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但是,成员国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主权。从至高性原则的形成及发展进程看,它是由于成员国的接受而得以作为习惯法确立的,因而是成员国行使主权的结果,其对主权的限制是成员国自愿的,并且符合其国家利益。对欧共体法的演进、发展,成员国还有不同层面的主权控制。至高性原则和主权原则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欧共体/欧盟的发展是这两项原则不断通过互动达致某种适当平衡的过程。这种持续的互动和平衡推动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朝向一个反映各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目标迈进。     

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由于其多层治理体系特征,其内部外交决策环境相比较主权国家的外交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大爆炸”式的东扩以后,由于成员国数目激增以及成员国在政治安全文化、地缘政治以及利益取向上的不同,CFSP内部环境的多样性特征将有更为明显的表现。本文通过对新成员国外交政策文件的分析,结合他们各自在制宪会议以及2003/2004年政府间会议上的立场,阐述成员国增加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对CFSP内部政策环境的影响。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

美国未能有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策机制在结构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由纵向和横向双重分权制度所决定。纵向上,联邦制决定了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州内疫情应对的决策权,联邦政府则在国际和州际的疫情防控、给各州提供资源支持方面拥有决策权。横向上,分权与制衡使得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分支都拥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疫情应对决策权。在双重分权的阴影下,美国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困境在于:面对国内的突发性重大危机,联邦制使得应对决策难以"全国一盘棋";分权与制衡使得重大应对决策难以迅速做出,决策司法化突出;双重分权使得决策受到高度制衡,相互嵌套,政党极化加剧,决策机制难以迅速做出有力的、科学的决策。在决策机制困境这一结构性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应对能力欠缺和政党极化加深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困境。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欧洲议会中的博弈——欧洲议会党团凝聚力探析

本文以西方学术界现有的相关研究为起点和基础,对欧洲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访谈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欧洲议会议员、成员国政党代表团以及成员国政党(和政府)几个方面分析欧洲议会党团的凝聚力。总体来看,尽管欧洲议会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得益于欧洲议会议员在多种利益中寻求平衡,成员国政党代表团达成一致的愿望,以跨党团议会委员会为基础的专业领域分工,党团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决策方式等若干因素。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更为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社民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物质主义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大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该党这一时期无法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最终提出了一个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纲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是其这一轮转型的主要标志。不断右转的社民党陷入了转型的定位困境。     

欧盟气候外交的战略困境及政策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欧盟通过雄心勃勃的气候外交战略获得了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地位。以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为起点,以国际航空碳税政策的失败为标志,欧盟的气候外交战略陷入了结构性与工具性的双重困境。欧盟外交角色定位不明且行动效率低下、气候外交模式偏重技术官僚主导、经济基础存在结构性制约、气候外交与总体外交战略存在逻辑对冲是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因素。为巩固既有利益及重获气候谈判领导权,欧盟于2010年开始制定并实施了若干转型政策。总体来看,转型政策呈现出重视中期战略、注重能源安全、维护伙伴关系以及强调规制主义等特征。这些转型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气候外交困境的影响,使欧盟更加接近其气候外交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身份的建构——基于俄主流媒体涉金砖报道的分析2013-2014

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机制,是为实现成员国广泛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金砖成员国内部认同感将是保障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只有增强内部认同感,才能保障金砖国家在具体问题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通过国际合作来摆脱"治理困境"。本文以俄罗斯主流印刷媒体2013-2014年间对金砖国家的报道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媒介话语设置的议程,探讨俄罗斯对金砖国家身份的建构,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经济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以及由此对金砖国家这一合作机制的期待。研究成果将为预测未来金砖国家合作的走向提供思路。     

欧盟经济政策目标的历史性分析

《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经济政策同时追求稳定、增长和凝聚这三个目标,由此构成了欧盟经济模式的定义基石,确定了以稳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组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凝聚目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保证了欧洲经济的稳定目标;而增长目标的实现则乏善可陈。里斯本战略的本质就是实施经济结构改革以使得欧盟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凝聚的环境中享有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虽然由于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成员国更为关注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困境,但是欧盟"三合一"的经济政策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

自美澳同盟建立以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强化。但由于美澳同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外交决策的独立性与结构性限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其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念的碰撞始终影响着自身安全认知的形成。当战略环境出现变化时,澳大利亚的安全认知就会面临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抉择的过程。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再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具体到政策选择上,这将对美澳同盟的发展以及中澳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国际资本规则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为例

按照单一会计标准形成的可比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然而,会计绝不仅仅是对经济现象进行客观反映的"信息系统",它更是企业组织中确定绩效衡量标准的权力子系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同一资本市场上面对某一特定绩效标准展开竞争时,必然导致国家间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会计问题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规则,会计标准并非"中性",其背后隐藏着激烈的国家间冲突。欧共体所追求的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推动了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成员国间以及欧美之间针对国际会计标准主导权所展开的激烈角逐使得欧洲会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更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