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     

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日本民主党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主政后为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在强化对华关系的同时,也会赋予对华外交更多战略性的色彩.然民主党既和自民党同为保守政党,也坚持把对华关系定位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关系整体的一个局部,加上日本国内外诸要素和自身条件的制约,其对华政策的转换不仅空间有限,且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话语定位、身份建构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从话语到身份再到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日本在选择与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便在体系、国家与政策议题三个话语层次上,通过“联系”和“区分”两种方式分别构建了中日差异化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借此中国在类属身份上被置于“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在角色身份上被建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在集体身份上被置于“民主阵营”的对立面,并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以秩序为“名”,增强防卫建设,协调伙伴关系;以安全为“由”,开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并加强对华经济对冲;以议题为“用”,实行对华软制衡,同时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以将对华政策“合法化”。     

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媒体和舆论因素

日本社会媒体和舆论如何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互动,以及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今后思考中日关系时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进入后小泉时代。近期日对华外交尽管出现了积极变化,但中日关系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9月份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为延续其外交路线如何谋篇布局以及此后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为此,我编辑部于2006年6月6日召开研讨会,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4年12月日本举行了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第二次大选,安倍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第三次安倍政权于2014年年末正式启动。安倍着眼于长期执政,未来将会继续沿着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右倾道路前进,而"一盘散沙"的在野党难以对其进行有力牵制。大选后安倍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曝出消极言行,中日关系乍暖还寒。中日两国领导人2014年11月举行的两年来第一次正式会晤所营造的关系解冻氛围遭遇打击,安倍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能否真诚改善对华关系有待检验。日本同其他邻国关系方面的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拟于8月15日发表所谓"安倍谈话",其内容和观点值得中国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21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005年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2005年,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政治与外交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使中日政治关系蒙上更加沉重的阴影。本文试从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行为进行解读,以期人们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普京新政权对华政策走向

普京当政后,出于俄根本利益考虑,原则上不会改变叶利钦时代既定的对华方针政策。将继续发展中俄业已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基于务实外交政策的推出,将在经济合作方面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俄将与中国在国家安全、国际事务和军事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俄虽然注重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及合作,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两国关系中尚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主流。在国际关系中应正常定位中俄关系、充分利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机制、趋利避害、求大同存小异;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以使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奥巴马的“新政”及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奥巴马以倡导“新政”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长期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将会终结;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将会被多边主义取代。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在经贸、汇率、环境、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给中国造成压力;多边主义外交将增加中美磋商与合作的机会。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发展。     

试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对华政策的转变

尼克松是一个在冷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冷战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尼克松曾经对中国存在着偏见,和很多美国政治家一样也曾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态度。但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尼克松不得不从现实主义出发,开始对中美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虚心地听取国内外战略家特别是戴高乐、阿登纳等人的忠告,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重新的评估,从而对中国逐渐形成了极其富有远见的看法。     

2007年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

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开始走出“政冷”低谷而进入复交以来的第三时期,即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的时期。近期内中日关系的前景将取决于两国走向“战略互惠”和日本对华采取“两面下注”战略两种趋势如何发展。2007年,总体上中日关系将在这一大环境下继续“回暖”。     

新时期的中日关系:从思考走向构建

新时期中日关系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点。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中日互惠关系,意味着"经济依存与政治互信"应成为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新时期中日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段"过渡期"(20世纪90年代),中段"碰撞期"(新世纪开始至今)和期望中的后段"构建期"(起始时间尚难最后确定)。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实现了平稳过渡,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因素主导两国关系、政治上保持求同存异的新时期格局。进入新世纪,两国在发展战略、地区战略上的矛盾凸显,中日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颠簸震荡。当前,我们仍处在中段"碰撞期",但已开始为走出"碰撞期"而进行深刻的思考。由于中日关系特有的复杂性,从深入思考走向积极构建不但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必将会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需要指出的是,思考与构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着眼于构建的思考本身就带有构建的含义。     

日本新保守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新保守主义是当代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合作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不断制造麻烦，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辩证地认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