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蒙”侵略政策的形成(1904-1912)

日本对东蒙地区的侵略活动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1907～1909年的新法铁路、锦瑷铁路问题进一步刺激并暴露了日本侵略东蒙地区的野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酝酿、准备,辛亥革命期间,随着日本侵略东蒙地区活动高潮的到来,以确保侵占"南满"、同时侵略东蒙为特征的日本对"蒙"侵略政策形成。     

哈桑·哈乃斐的“行先于知”思想

"知"与"行"或者说"认识"与"实践"问题是阿拉伯当代文化与思想界十分受关注的问题,哈桑.哈乃斐作为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就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提出了"行先于知"的思想主张,并充分挖掘了该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深层渊源,力图在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推崇重实践、绝空谈的务实精神,并推动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实现从"神学"向"人学"的转变,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     

以“开拓”为名的日本移民侵略——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分析

从1905年到1945年间,日本政府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东北实施了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走上了扩张军备和对邻近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大陆政策。日本"开拓团"(殖民扩张团,下同)是近代日本殖民扩张政策的产物。日本为了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企图掩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准确地把握其政策形成过程,有助于深刻理解日本对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动机和性质。从日本向我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及其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来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上升为"国策"地位的国家战略行为,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

"博科圣地"的产生是尼日利亚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宗教、政治、经济等复杂形势的极端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具有必然性,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这一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浓厚的地区,社会下层除了伊斯兰教的资源可资利用之外,未找到其他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资源。日益崛起的萨拉菲主义使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制度和政治很难在当地落地生根。而外来的宗教极端思想迎合了国内下层民众抗争的需要,使"博科圣地"同时兼具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的性质,恐怖主义和社会抗争也由此被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博科圣地"不仅给他人制造了悲剧,它所坚持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玷污了其所珍视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科圣地"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在争取权益、进行社会抗争时,却选择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指导思想,走错了方向。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机构沿革——以《满洲国现势》的记载为中心

＂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殖民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唯一思想、教化、政治的实践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改组机构,不断调整与政府、关东军的关系。意在由单纯的精神母体,最终演变成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多方位对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侵略的工具。其中尤以＂表里一体＂的1936年改组以及＂二位一体＂的1941年改组对协和会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以年鉴性质的《满洲国现势》为主要研究资料,对这两次关键性的改组进行梳理。     

洪大容和“古杭三才”的友谊与东北亚文化

洪大容和"古杭三才"的儒家"益者三友"思想,是东北亚文化交流的组织基础;以追求真正学问之道为文化取向;他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东北亚文化的发展和东北亚精神家园建设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洪大容作为朝鲜的实学家在北学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中,确立了"学问的多元化",追求着自主意识,他为东北亚文化在朝鲜的个性发展所作的贡献恰恰丰富了东北亚文化的精神家园,并在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东北亚各国各民族的自觉、自立、自信、自强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关东州”的殖民文化研究——以日语教育为中心

"关东州"的日语教育始于日俄战争期间,随着租借期限的延长,其殖民教育政策及措施在不断地发展。到"九.一八"事变之前,其奴化教育体系已然成型,同时,为了长期维护日本的殖民统治,推进普及日语教育策略,还建立了奖励学习外语的"语学检定"制度。在《关东州人教育令》颁布后,奴化教育达到了顶峰,以实现对大连地区乃至整个东北进行文化侵略和殖民奴化教育的目的。     

论普京的俄罗斯“全民文化密码”思想

"全民文化密码"思想是普京2012年提出的,是一项全民参与重新定义俄罗斯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重塑俄罗斯世界文化强国地位的战略。"全民文化密码"思想从整体上给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戴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而其内涵确又关照到了国内诸多民族,即从整体上强调整体,从部分上强调部分,同时将俄罗斯文化定位为斯拉夫文化圈的核心,发挥其独特性及对异种文化的"大熔炉"效应和国家认同功能。     

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日本二战史观

日本二战史观的形成,是由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决定的。在政治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观念形态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因素。正是由于日本独特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才造就了日本偏执的历史观和错误的二战史观。要想使日本政治文化朝着有利于反省战争罪责方向发展,就必须对日本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其途径是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强大和日本内部的转变。     

Deterrence by Presence to Effective Response: Japan's Shift Southward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 quiet strategic shift has occurred in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Japan's defense was oriented towards the Soviet threat north of Hokkaido. However, under the very real threat of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the less tangible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the perceived need to participate more fully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ctivities, Japan has chang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armed forces. Additionally, an increasingly self-confident China is testing Japan's resolve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Japan, simultaneously speaking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hile laying claim to a swathe of Japanese territory and waters. An apparently ambivalent United States, in relative decline, watches these proceedings. Japan has reoriented its defense posture to face south, towards the East China Sea, trying to shape Chinese behavior and hedge against future Chinese adventurism. However, with a tangible recommitment of American attention to East Asia and a firm, public, American stand on behalf of Japan's territorial integrity, future conflict can be deterred.     

19世纪中日知识分子危机意识比较研究

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相比 ,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产生较晚 ,两者至少相差一个多世纪。就危机意识的深度而言 ,中国知识分子也远不如日本知识分子。并且 ,中国知识分子危机意识的发展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 ,他们的危机意识始终都是围绕着自己国家的富强、民族独立 ,摆脱外来侵略与欺凌而发展和深化的。而日本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在初萌时期 ,便伴随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意识 ,并在争取摆脱外来危机的同时 ,逐步膨胀着对外侵略扩张意识 ,以至于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摇旗呐喊 ,推波助澜 ,最终酿成悲剧     

中、日、韩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产业

中、日、韩 3国拥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安全对话尤其是文化对话很有必要。当前 ,“日剧”、“韩流”风行中国 ,而“汉风”在日韩也渐成风气。 3国应以和合精神为基本理念 ,共同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根津一与“兴亚主义”

明治维新前后,“兴亚主义”逐步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思想。以根津一为代表的日本青年军官,试图以此实现“征韩侵华”的目标。根津一在“兴亚主义”影响下,进入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并以对中国的认知,向日本军政界提出一系列对华政策建言,而后为实现其“兴亚”主张,参与创建东亚同文会与东亚同文书院。“兴亚主义”代表人物根津一的言行,典型地体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     

日本政坛的“新国家主义”——一股迈向政治大国的暗流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泛起一股“新国家主义”思潮,其目的是谋求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在这股暗流的涌动下日本鹰派政治家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主要表现为:加强以军事同盟为主的日美关系、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强调集体自卫权、美化甚至否定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向青少年灌输极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皇国史观、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并鼓吹拥有核武器等,令人堪忧。这股暗流必将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的走向以及我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不确定因素,颇值关注。     

民国僧侣在东南亚的抗日宣传研究——以“佛教访问团”和“步行宣传队”为中心

抗战时期爱国僧人们为了打破日本的欺骗宣传并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外援,在东南亚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采取发表演讲和公开信、会晤各界人士、创办刊物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侵略东南亚的野心,向东南亚人民介绍中国抗战的状况,号召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还世界以和平。他们的宣传使东南亚国家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战,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流,也为中国的抗战募集了资金。     

抗战期间东南亚华侨的救国活动及彰显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爆发后中日之间由于国力的差距,中国抗战面临着严重困难,而当时的欧美列强又为了自身利益大多袖手旁观,使得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而东南亚华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支援祖国抗战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华侨在经济方面捐款捐物、认购公债,抵制日货,为祖国抗战提供了巨大帮助。而更为人称颂的是不少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尺八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

日本在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其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文章围绕作为音乐与佛教载体的中国尺八文化的内涵、唐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从并存到消亡、宋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及其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吸收与发展中国文化的曲折过程,以及"和魂汉才"思想下融合外来文化的文明体系的发展历程。     

潮汕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

潮汕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奋起救亡,宣传抗日;捐资献物,支援抗战;抵制日货,投资建设祖国;回国参战,血洒疆场。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