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和政策的若干問題——对朱恩霖的“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一文的意見

赵擎同志提出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若干問題来討論,是很有意义的。这是理论問題,也是实践問題。右派分子曾从这个方面向我们进攻。他們說:“政策不能办事”、“只有政策沒有法律,政府可以随便行动,而一般人民卻苦于无所适从。”因此,我們觉得討論这一問题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必須針对右派谬论,这样才富于现实性和斗爭性。请读者参加討論。     

对敌人必須孶降住g右派分子刘煥文关于人民民主孶栴}的謬論

从去年春季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出猖狂的进攻。他們妄想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垮中国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右派分子刘焕文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配合章罗联盟肆无忌惮地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发出了疯狂的攻击的。右派分子刘焕文向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孶慕ナ嵌喾矫娴?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为了使資本主义复辟,便竭力反对以工人阶級为領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辟如他說:“从形式上说,民主专政与民主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并无不同,只是資本主义国家对专政不明白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明白地提出、并把专政天天在口头上讲吧了。”接着他又以譴責的口吻說:“在解放生产力的暴风雨时期的斗爭已經过去的条件下,讲专政是否恰当,是否妨碍地主阶級接受改造,殊值研究……”由于刘焕文对孶幕巢粷M,他又在“上海盟訊”发表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孶币晃摹K谡馄恼轮行吹?“从实質上说,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是民主与孶⑿械?都不是只有孶?沒有民主,或是只有民主,沒有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完成統治的任务,达到統治的目的……。由上所述,可知历史上任何的国家都是有民主、有孶摹2还械牟幻魉?有的说假話,所謂区別,只此而已。人民民主国家,也是一种国家,自然并不例外,也是有民主、有孶摹!?在大鳴大放中,刘焕文进一步宣扬了这一反动观点,又公然叫囂說:“我認为革命暴风雨式的阶級斗爭已經过去了,阶級斗爭基本上結束。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的,靠人民政法机关,几个反革命分子是可以监视的。地主阶級分子在人民政权日益巩固的情况下,除向人民投降外,已没有别的出路,他們是接受改造的。如果我們每天要叫嚷阶級斗爭、叫嚷孶?会給他們精神上很大刺激。”刘焕文的反动谬论,虽然遭到严正的指责,但是他不仅不低头认错,反为自己辯护說:“我所說的不要天天叫嚷孶?是指不要天天对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叫专政,尤其不要在报纸上公开的说。我們所以对他们专政的願望,就是要改造他們,现在他們既巳接受改造,我們就不要天天再对他們叫喊孶U庋峤o他們的心理上很大刺激,反而使他們失去信心而抗拒改造。”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右派分子刘焕文是竭力反对无产阶級专政,散布阶級斗爭熄灭的论调。他不仅否认民主与专政的阶級性,而且故意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界限。为了維护党的領导,巩固人民民主孶贫?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須坚決彻底地粉碎刘焕文的政治阴謀,駁斥他的反动谬论。     

我国的肅反工作是成功的、先進的——駁斥徐亞夫、韓述之对肃反政策的污蔑

几年以来,上海司法部門的党內右派分子徐亞夫、韓述之等明目張胆地到处散布各种謬論,并公然利用职权包庇和放縱敌人,猖獗地攻击和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徐亞夫污蔑党中央对敌情的估計是“大主观主义”,上海市委是“小主观主义”。韓述之攻击肃反运动为“主观盲动、好大喜功”。徐亞夫說:“將左的东西也当作右的批判了,鎮反的錯誤是严重的,不能看的太輕松。”韓述之說:“一深千里,不可一时。”两人一唱一和、异口同声。他們对党和人民立于对抗的地位,发表这些謬論的用心,是不問就可知道的。     

調处委員会是羣众自我教育的很好形式——記平遥官地乡制定三爱公約和建立調处委員会的經过

平遙县官地乡經过全民整风,制定三爱公約和建立調处委員会后,干部、群众情緒十分高漲,他們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乡的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目前,三爱公約已成为全乡群众行动的規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具体化起来。由于社員們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自覺地串連在一起,因而到处响彻了一片千軍万馬的生产跃进声,这对各地前往参观的每个人說来,的确是一次生动具体的政治教育。     

在国家消亡问题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正确地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它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表現,它麻痺工人阶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資本主义。”宣言还特別着重地指出:“現代修正主义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阶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     

为什么会有人思想不能解放呢?

灭蟻专家李始美經过几年挫折、排除万难,終于揭开了白蟻生活的秘密,給人类作出大貢献。发明“手摇自动倒土机”的賀亭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聘请为特約研究員。他們是什么人呢?李始美只念过初中一年級,賀亭是没有进过学校門檻的农民。他們为什么能創造出奇迹?因为他們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于蔑视哪些卖狗皮膏药的”权威”而敢想敢說敢做的人。     

“百家争鳴”和法律科学

“百家爭鳴”这个具有时代性的政策,对科学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現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从一般理論来說,就是为了使学术得到     

關于勞動教養人員的矛盾性質問題

现在,不論在社会上,在劳动教养單位里,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卽“劳动教养人員和犯人有什么分別?”“劳动教养人員是不是公民?他們和一般的公民有何区别?是否界乎犯人和公民之間的一种人?”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与劳     

当代中国政治的科学发展:寻求民主实现形式的最优次序与发展重心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方向上,科学发展同样是重要的。就此而言,寻求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最优次序和发展重心应是当代中国政治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各种民主实现形式的意义具有独特性,所以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又由于各种民主实现形式的历史前提存在着差异以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联程度不同,各种形式的现实发展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形。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的所谓政治发展特色也就是各种民主实现形式表现出的不同的结合方式。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选举民主的发展应特别讲究战略和策略;议会民主的发展重在充实与开发现有制度资源;参与民主的发展则重在保障利益表达的有序与畅通;而宪政民主还要注意发展次序上的优先性。     

政法理论上需要“敢想、敢说、敢做”

我国法律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群众的意志的表現,也是党領导人民进行革命斗爭經驗的总結。同时法律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适应革命斗爭的需要而制訂,而不断加以修改的。足見,作为具体执行法律的政法工作者是大有“敢想、敢說、敢做”的余地。政法工作应該而且能够“敢想、敢說、敢做”。这可从以下几点来談談。首先,“敢想、敢說、敢做”就是要有大胆革新的精神。这就必須破除迷信,彻底划清新旧法界限,不要怕“权威”,不要受“体系”所束缚。譬如:过去对“无罪推定論”、“有利被告論”等旧法观点,許多人早已認     

對離婚案件調解程序的一些意見

調解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經程序,这在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已有明文規定,实踐中也正是这样貫彻执行的。离婚問題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处理时必須按照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以教育为主,从团結的願望出发,通过批評斗爭达到团結的目的。这就是說,要从建立民主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願望出发,通过批評教育,达到家庭和睦、团結生产、扶养子女的目的。在婚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切实掌握摆事实,講道理,划清是非的原則。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当事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們严肃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問題,正确認識     

发挥了创造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原则性

我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司法工作者,五年来的实践証明:政法工作者不仅可以敢想敢說敢做,而且可以大胆想、大胆說、大胆做。关鍵問題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場,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新鮮事物。比如說,政法工作必須絕对服从党委的領导;必須貫彻群众路线;必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可不能胡思乱想,任意改变的,否則将会犯政治上的錯誤。但原則性不是束傅人們的手足,要在原則的指导下发揮人們的积极性、創造性,因时因地設法实現原則,从而做好政法工作。我     

真实世界中的权利冲突

为了研究权利冲突这种法律现象 ,有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之必要。以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为标准做出界定是不科学的 ,其结果将会导致对道德权利等其他权利的不尊重或把问题引向相对主义。从权利形态角度来看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包括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 ,也包括其他各种形态权利之间的冲突。权利冲突是由权利主体在权利实现和救济过程中引发的一种状态。     

向写論文的同志們提点要求

“法学”1958年4月号叶孝信同志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批判”,我觉得是篇好文章,对于右派分子一向吹嘘标榜、向党炫耀的所謂“民主”“自由”的“人权宣言”作了公正的裁判。系統深刻是这篇文章的优点。但是,文章中出現的一些艰澀的詞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这不能不說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他們的观点糅合地反映在……”而不說“集中地反映在……”、“也是人权备遭蹂躪……”而不說“遭受蹂躏……”。又如“前提既属子虚”一語,如果人們不知道“子虚”一詞是取自后汉張衡的“子虚赋”(子虚赋中之子虚作“烏有”即“无”講,这里所说的“子虚”大概是作“空洞”講),就根本无法弄懂这句話説的是什么意思。再如“兴趣盎然”“政局     

关于犯罪性質問題的几点意見

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父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指导着一切工作和一切学术,而在政法工作和政法科学方面,更其重要。为着紀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上海法学界举行了一連串的座谈会和讨论会。首先,华东政法学院的国家与法的理論教研組、刑法教研組、民法教研組都在四月间举行了两次到三次的座谈会。出席的除该院师生外,还邀请了复旦大学法律系、公安学院上海分院的教师和上海各政法机关的同志参加。討論:两类矛盾学說对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指导意义、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民法是否也对敌孶鹊葐栴},大家发表了自已的看法。尤其关于刑事犯罪是否全是敌我矛盾性質,还是也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問题,引起了教师和同学們的爭論。在此基础上,上海法学会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范围较大的座谈会,座谈“两类矛盾学說在法学研究上的意义和作用”。参加者有法学界人士四十余人,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曹漫之同志综合了大家的意見,指出:两类矛盾学說是一根绕线,貫穿着法学的各个部門,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則,大家必須透彻了解并善于运用这个原則来进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曹漫之同志并说明这次座谈会仅是学习两类矛盾学說的开始,今后还須广泛展开,在各單位、各孯瞪钊胩致邸?这里发表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发言稿,其余的將在下一期繼續刊載。本期还发表了中央政法干校谢飞副校長的“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文,对这个討論是有帮助的。希望全国法律界同志进一步研究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并写出稿件寄来,本刊当以較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民事糾紛的性質的看法

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父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指导着一切工作和一切学术,而在政法工作和政法科学方面,更其重要。为着紀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上海法学界举行了一連串的座谈会和讨论会。首先,华东政法学院的国家与法的理論教研組、刑法教研組、民法教研組都在四月间举行了两次到三次的座谈会。出席的除该院师生外,还邀请了复旦大学法律系、公安学院上海分院的教师和上海各政法机关的同志参加。討論:两类矛盾学說对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指导意义、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民法是否也对敌孶鹊葐栴},大家发表了自已的看法。尤其关于刑事犯罪是否全是敌我矛盾性質,还是也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問题,引起了教师和同学們的爭論。在此基础上,上海法学会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范围较大的座谈会,座谈“两类矛盾学說在法学研究上的意义和作用”。参加者有法学界人士四十余人,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曹漫之同志综合了大家的意見,指出:两类矛盾学說是一根绕线,貫穿着法学的各个部門,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則,大家必須透彻了解并善于运用这个原則来进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曹漫之同志并说明这次座谈会仅是学习两类矛盾学說的开始,今后还須广泛展开,在各單位、各孯瞪钊胩致邸?这里发表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发言稿,其余的將在下一期繼續刊載。本期还发表了中央政法干校谢飞副校長的“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文,对这个討論是有帮助的。希望全国法律界同志进一步研究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并写出稿件寄来,本刊当以較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浅议以人为本的政治和谐

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政治和谐从保障公民权利、权力来源合法、权力须受制衡、制度设计科学、政治资源配置合理以及法治保障政治活动等层面来体现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它与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科学有密切的联系。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决定它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方法的研究，对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方法，以适应新形势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方法研究的必要性所谓心理学方法，一是从心理学角度，依据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二是运用心理咨询的方法来…     

政治教育的内涵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注入到社会中去,用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统治的目标。政治教育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教育是教育根据统治阶级和受教育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传递政治化以形式和发展受教育的政治素质进而促进社会明的社会实践活动。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应避免政治教育的失位,也要防止政治教育的泛化。科学理解政治教育的内涵,正确认识和区分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政治化、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人教育的区别与联系,以全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以元杂剧为材料

元杂剧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昏官与能吏(包括污吏)共存。从比较制度能力和个人制度角色来观察,中国古代官员需要借助胥吏来完成其政治任务,而这正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过分重视道德文章而忽略司法技术知识所引发的一个弊端。由此,也显示出从比较制度能力和个人制度角色论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比用权威断言和比较道德角色的论证来得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