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考制度对《二十四诗品》注本的影响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诗学著作之一，其语句很难读解，长期未见有《诗品》注本面世。到了晚清，短期内突然出现了几个注本。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虽多，但晚清科举考试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乾隆改革科考增加律诗一科后，士人开始阅读《诗品》等诗学类著作；加之晚清科场多用《诗品》语句命题，热衷功名的读书人突然重视学习《诗品》。于是，《诗品》的多个注本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并具有为初学者服务的特点。     

司空图美学思想初探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中表现出来的美学思想有无脉络?成不成体系?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建国以来,对司空图美学思想有所研究,但很不够,且多分歧。一般的看法是:《诗品》讲二十四种不同的诗歌境界和风格,因此“品”与“品”之间并无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实,作为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诗论家,司空图在《诗品》中所涉及到的决不只是诗歌的境界和风格,而是诗歌的审美特     

《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新谈

《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否司空图,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有材料证明,《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在文艺思想上的七个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司空图思想的发展历程表明,《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后期思想的主要倾向相吻合,《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应是司空图。     

明代四个《二十四诗品》手抄本比较研究

目前通行的《二十四诗品》是晚出的刊刻本 ,本文通过年代较早的明代四个手抄本的校正工作 ,试图还《二十四诗品》的本来面目     

从袁枚被误诊谈起

二百年前的清代文学巨子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载了一则他年轻时为庸医所苦的轶事，情节大致如此：有一回，袁枚生疟疾，本来他患的是阳明经疟，却被一位姓吕的医生误作太阳经来治，结果袁枚“觉血气自胸偾起，性命在呼吸间”，幸亏同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应试的朋友赵藜村能解医理．才挽救了袁枚。     

顾农《文选》研究述略

顾农对《文选》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面，这在《文选论丛》体现得比较充分。顾氏研究《文选》，重在采用科学与严谨的态度，注重坚实的文献支撑与严密的论证相结合。他将《文选》与鲁迅进行交叉研究，并将《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进行宏观上的对比研究，将《文选》内的作品或相关作家作微观上的对比研究，同时注重平时研究的积累。顾氏《文选》研究同时还得益于扬州地利之便，且有继承乡梓前贤文学传统的意义。     

论钟嵘的布衣文学观——兼对《诗品》品第批评方法再认识

布衣文学观是钟嵘的根本文学观念。它在《诗品》中凸显为两点：一、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选录诗人，尤以布衣寒士为主体，形成中国文学第一个布衣诗人群，奠定了布衣文学的中国文学主体地位。二、坚守布衣诗风，针对玄虚、繁密的流俗，提倡“骨气奇高”、“情兼雅怨”的诗“质”美趣。布衣文学观是关注生命的文学观念，它瞩目于生命精神的弘扬、生命的提升与安顿。     

期待有更多“不满意”到“满意”

翻开《公民导刊》2012年第12期，洪丰、林墨撰写的题为《从“不满意”到“满意”》的文章深深吸引了我，这与我6年前在巫山人大工作时老朋友陈庸俊先生写的《从“高票否决”到“高票通过”》文章何其相似。     

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是春秋末期的学者。他的言论后被学生整理为《墨子》，其中“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曾为梁启超、鲁迅所推崇。毛泽东早年对《墨子》也很感兴趣，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实践论》所说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同接经验两部分”，“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等观点都源自《墨子》中有关“闻知”(间接经验和“亲知”(直接经验）的说法。     

唐僧的三种形象

打开关于“唐僧”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没想到，人们对这位亦人亦神的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大多是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来开涮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数不胜数，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许多种，关于从学术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的却少得可怜。     

说“欲”

读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其中的一段话说：“童云树诗云：‘所欲不求大，得欢常有余’真见道之言”。人生在世，常常同“欲”和“余”这杆天平联系在一起。重心在“欲”，“余”则少矣。欲即欲望，含嗜好意，乃人之本性。如食欲性求知欲。对人而言，饥饿时想温饱，饱暖时思其他，欲望的“满足”永远是暂时的，     

惜福

《曾国藩家书》中，可以看到这位“手柄三军，声播八域”的清王朝重臣，在宦海沉浮中很注意“惜福”。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为此，他要求家人“讲求惜福二字之意”，     

“非聪明女人”王海鸰

从真诚探索当代中国婚恋“雷区”的《牵手》，到《中国式离婚》引发人们对婚姻的容忍和责任的思考．王海鸽已经成为“中国婚姻的第一写手”。现在，她的作品《新结婚时代》再度挑开了城乡婚姻的话题。     

宋赋巫山今何在

宋玉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辞赋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与屈原并称齐名；他创作的《高唐赋》、《神女赋》等名篇，更是影响古今，享誉中外。赋中所写“巫山云雨”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学的“云雨”经典意象，仅《常用典故词典》就收录了与“巫山云雨”内容相关的近60种变体措辞。     

重读《清贫》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发了八首优秀廉政歌曲,其中有一首《<清贫>颂》:“《清贫》是风,放飞理想与信念:《清贫》是雨,冲刷豪情更凛然。一身正气,清正廉洁,高风亮节写肝胆”读了这首《<清贫>颂》歌词。我不禁想起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清贫》一文。     

“政协委员，干好了才有意思”

我是第八、九、十届的省政协委员，算是“老三届”了。这次会议期间，《政协天地》约我写一篇手记，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可是一提笔，觉得要写好这篇短文还有点难，要写的内容还不少，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和谐的黄埔大家庭

《黄埔》杂志今年第二期刊登了才彦同志写的“感受‘天下黄埔是一家”’的文章，我读后，引发了内心诸多感慨。今天借“黄埔感言”栏目吐露出来，与大家交流。     

享受那无边的沉静（下）

与读“红楼”有相同感觉的，是读《铁木前传》。我19岁在《天津日报》发表处女作《麦花香》。23岁，头顶一脑袋高粱花子走进天津日报社做文艺记者。有前辈编辑问，你写东西是不是受《铁木前传》影响？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有一部书叫《铁木前传》。在文学荒漠的年代，在我那冀中平原的土炕上，能读到的唯一小说是《金光大道》。     

愿父母的梦早些醒来

读了《民主与法制》第20期刊登的《从“望子成龙”到“垃圾留学”》一文，笔者深深地为聂承丰和邹晶苦心培养儿子鹏宇的牺牲行为感动，同时，也为夫妇两人的盲目愚昧而慨叹。聂承丰夫妇不正视孩子的个人条件，更不顾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把人生的赌注都押在儿子身上，这种非理性的执著是不可取的，也是自私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普遍心态，尤其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