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要义

进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需要把握好其总体目标、原则与方法中央决定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治理,表明商业贿赂是当前最突出的腐败问题,同时也说明对商业贿赂问题的治理工作相对落后于反腐倡廉其他有关工作。因此,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既是反腐败斗争的深     

商业贿赂的危害及治理路径

今年年初,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深刻领会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商业贿赂的表现和危害,积极探索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和路径,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断把反腐败斗争逐步引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治理商业贿赂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指出：“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治理商业贿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200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备．     

整治商业贿赂——打击罪恶之花与重塑市场道德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使自己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极大,治理的对策是:规范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商业贿赂问题;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反腐倡廉的重点。     

治理商业贿赂盯住公务员

围绕规范市场秩序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据《瞭望新闻周刊》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2月初,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 2006年廉政建设的重点。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     

把握治理商业贿赂着力点

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要在全面把握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特别注意突出重点,建立和健全长效机制     

商业贿赂的道德危害

当前,社会上商业贿赂案件层出不穷,为害甚烈。据披露,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084件。商业贿赂破坏市场交易规则、诚信原则和市场经济秩序,侵害群众利益,诱发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毒害社会风气,损害我国国际形象,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既要构建抑制商业贿赂的法律制度体系,又要构建抑制商业贿赂的道德规范体系,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本刊推出“特别策划”栏目,推出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抑制商业贿赂的道德分析及对策建议》(项目编号:2006GXS2B050)的部分研究成果,深入探讨“构建抵御商业贿赂的道德机制”。     

我国商业贿赂行政治理模式浅析

针对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采取的两种主要的行政执法模式,首先分析专项治理的利弊,然后就完善常态监管提出自己的法律构想。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现状、域外治理及借鉴

在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反腐败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一种融合多种措施的综合治理机制逐渐得以形成,并为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所采纳。在这种综合治理机制下,各种措施都受到重视,执法资源也将被合理分配到各种措施中,以保证这些措施能够良性运行并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这种综合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硬法和软法相结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积极管理,规制模式多样化。就完善我国反跨国公司贿赂的治理对策而言,治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立法层面上,完善我国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制裁;二是在司法层面上,司法机关积极执法,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对反跨国公司贿赂犯罪的斗争;三是在公司层面上,推广跨国公司合规计划,完善企业自我规制体系。     

谈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商业贿赂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曾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受阻、腐败横生、社会动荡。有些国家的政权甚至因贿赂丑闻而垮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商业贿赂现象逐渐引起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人们对商业贿赂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一些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不同的治理对策。许多国家加强了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目前，国际社会在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司法、行政、企业自律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反商业贿赂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商业贿赂的性质、成因及治理策略

商业贿赂本质上是一种腐败。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有关,而且与商业贿赂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及政治意识等内在因素有关。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又涉及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转换等环节。利益协调是治理商业贿赂治理的政策核心,要通过建立相关机制,调节利益实现过程和利益关系,对合法利益手段给予支持,对非法利益手段予以打击,对受损利益给予必要补偿。     

从大局着眼治理商业贿赂

治理商业贿赂需要统一认识,着眼长远,本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理清基本思路根据中央的部署,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才可能有正确的思路和对策措施。而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需要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放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来考虑,具体地说,应当着眼于以下六个方面来研究部署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斗争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构筑抑制商业贿赂的道德规范体系

治理商业贿赂,不但要通过严刑峻法来惩戒行贿受贿的行为人,而且要加强抑制商业贿赂的道德建设来监督制约行为人。因为道德是从原始动因上遏制和消除人们的行贿受贿动机和心理,是从思想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一项根本措施。加强抑制商业贿赂的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包括针对商业活动主体     

反商业贿赂剑指跨国公司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中央政府频频“亮剑”,直指商业贿赂。今年开始,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集中整治。在经济活动中暗流涌动许久的商业贿赂这个毒瘤,终于将被全国围剿,这对整肃经济行为、规范经济环境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完善途径

当前我国存在的商业贿赂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正常运行,运用法制手段大力治理商业贿赂刻不容缓。本文从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现状研究出发,仔细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并从法律角度提出相关改善意见。     

商业贿赂中单位犯罪研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实施商业贿赂的认定,是将满足一定条件的个人贿赂行为转嫁给单位承担责任,而忽视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自身特征和组织主体责任,难以有效地防止由单位自身不合理体制引发的贿赂犯罪。通过考察英美两国的相关法律和实践可以发现,对于商业贿赂行为,严惩单位犯罪且重视单位的合规计划已成为国际趋势。我国应转变商业贿赂中单位犯罪的认定模式,将单位作为与其成员相对的独立实体看待,以单位制定和执行反腐败合规计划的实际情况来认定单位自身过错,促使单位建立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多元防控体系。     

构建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三道防线和长效机制

正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正在从以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从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治理,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治理,实现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这一顽症。为此,必须构筑反腐败斗争的三道防线,即法律防线、制度防线和思想防线,并使其相互衔接,协调配合,才能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有效运行并切实发挥作用。首先,要继续坚持以     

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新常态,以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是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构建起严密的反腐败立法体系是推进反腐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对国家反腐败治理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是由反腐败立法的客观实践和监察法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围绕监察法这个体系中心,通过国家立法对反腐败重点领域进行控制,以社会法规范作为体系延展补充,最终推进反腐败混合法治理体系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史考察及现实启示

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是以制度反腐为主线,即不断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经历了初创探索、曲折前进、重建制度、系统构建四个阶段,使制度反腐趋于体系化、完备化。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史证明,制度反腐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之举,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托。为此,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制度反腐治理能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