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关系

就犯罪构成的涵义而言,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准确把握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比较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和犯罪成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论犯罪未遂与我国犯罪构成的联系

一、我国犯罪未遂与犯罪构成的理论争议我国通说认为,犯罪未遂是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与此相对的是,犯罪既遂是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犯罪完成形态。对于通说的这种观点,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     

论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

研究犯罪构成的质变与部分质变,具有十分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使我们能够从动态中去把握犯罪构成,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发展变化从而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通过犯罪构成划分为基本犯罪构成与特殊犯罪构成,并且对各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进行进一步具体分类,把它们看作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即把它们视为既属于同一犯罪但彼此间又具有质的区别的犯罪构成的亚种,以此来构建刑法分则理论的新体系,使刑法分则理论体系进一步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适应理论和实践的要求.本文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再谈犯罪构成——犯罪客体不应是犯罪构成要件

目前,由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已被刑法学界普遍认同。但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由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构成的犯罪构成理论更易于我们理论上的理解和实践上的运用。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理论是定罪判刑的理论依据。厘清犯罪构成的相关理论，对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应当照搬。     

浅谈我国犯罪构成的重构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其基本含义在我国早有定论。然而,这一理论正受到挑战。犯罪构成属于"方法"的范畴;定罪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一次完成;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包含主客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尚需对其进行总则性考察。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应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二者的结合。     

我国刑法语境中的犯罪客体与犯罪构成

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需要进行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判断,而对犯罪客体的判断正是价值判断,故犯罪客体是否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取决于对犯罪构成以及其它构成要件的理解.如果“犯罪构成”仅具形式意义,则不能容纳“犯罪客体”这一具有实质内容的要件.如果坚持通说关于犯罪构成的地位,同时,对其它要件的判断也包括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则完全可以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中去除;但如果要保留“犯罪客体”,那对其判断就不能与对其它要件的判断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从犯罪构成看犯罪防控(下)

从犯罪构成角度探讨 ,犯罪防控可分为 :1、针对犯罪主体的犯罪防控 ,即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 ,使有关的法律主体不致成为犯罪主体 ;2、针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防控 ,即通过对有关法律主体的主观方面的有效作用 ,使有关法律主体不产生或消除掉可能支配其去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 ;3、针对犯罪客观方面的犯罪防控 ,即通过一定的有效工作使主观上欲行犯罪的法律主体难以实施其犯罪行为 ,使犯罪的客观方面内容不能形成 ;4、针对犯罪客体的犯罪防控 ,即通过一定的防控措施使有关法律客体不致成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     

从犯罪构成看犯罪防控(上)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 ,而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对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理论区分是正确的 ,但这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从对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 ,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是否就是所谓修正的犯罪构成,一直是中国刑法学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立于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犯罪形态与犯罪成立的关系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害性,则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狭义)共犯形态所具有的仍是完整的犯罪构成.进而,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便可得到进一步的揭示:犯罪构成是犯罪形态的“筋骨”,而犯罪形态则是犯罪构成的“载体”.至于特殊犯罪形态的构成条件问题,似可形成其他具有针对性的刑法学概念.     

职务犯罪主体之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揭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进行反思和重构,以利于实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     

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轻微犯罪日益突出,然而对轻罪犯罪主体的打击、教育与挽救的质量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这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愈发显露,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轻罪处罚制度已十分迫切。分析我国目前轻罪刑事政策的现状,并借鉴外国相关刑事政策,提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轻罪刑事政策,更好地实现刑罚对犯罪分子本人和社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的预防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犯罪看犯罪生态学之重构

将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成果运用于犯罪学领域,犯罪生态学得以重构,现代犯罪生态学由此产生。这是传统犯罪生态学理论的质的飞跃。从研究经济犯罪的角度审视,犯罪生态学的重构路径和学术价值在于:运用现代生态学学科概念、理论学说、观念体系,对犯罪现象、原因和预防进行分析;运用生态自我调适和自我控制的方法来减少犯罪产生的条件,达到从根本上抑制犯罪的目的。     

犯罪数额的理论基础——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犯罪数额是犯罪定量的重要体现，犯罪定量因素是犯罪数额的存在根据。为了正确评价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一般理论角度，对犯罪定量因素进行研究。笔者重点讨论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性、价值蕴含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定量因素的判断和理解存在的困境。     

单位犯罪双罚制问题研究

对单位实行双罚制的理论根据不是一犯罪两主体说、内容形式统一说或者对立统一说,而是"报应刑与功利刑结合"理论.在处罚对构成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自然人的同时,通过将法人规定为一个承担责任的实体并使其承担罚金刑的责任,实现削弱自然人通过单位再次危害社会的能力.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规范存在着双罚制无法统一贯彻、刑罚配置不尽合理和对单位的处罚措施灵活性较差、刑罚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     

刑事再审的理念基础及制度重构

刑事再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该制度存在违背控审分离原则、职权主义浓厚、再审理由设置不合理、对再审的时间和次数没有限制等问题,因而应当基于控审分离、权利保障和节制国家刑事司法权、有效率的司法公正三大现代诉讼理念重构再审制度。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摧残儿童及其家庭,与新时代平安法治中国建设相悖,如何遏制问题再发生意义重大。我国的"反拐"工作在持续紧抓,但发案仍有增量,源在存有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且该犯罪市场"供需+利益"链条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拐卖儿童犯罪成本与收益悬殊。为根除该问题,应从近年所发生的拐卖儿童事件切入,以犯罪经济学为剖析视角,构建成本—收益模型,深挖问题行为背后的经济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该犯罪问题的有效对策。     

假药之罪,止殇于典,养正于刑——论以量刑为实现案件正义的可选性

在民众和学者的呼吁下,同时为了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原有规定进行了修改,这当然是立法意图对现实危害的有力回应,但是这种修改又面临着入罪门槛降低后刑罚打击力度增强与刑罚轻缓化冲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众说纷纭,本文以量刑为角度,通过对量刑制度可选性的逻辑推导,以求实现案件正义。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本文从美国Sarbane-Oxley法案中寻求公司犯罪刑事责任的启示,结合我国公司犯罪的现有刑事立法,探寻如何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认为:(1)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2)刑罚原则上坚持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完善相关刑罚制度;(3)加重责任人员刑罚,注重财产刑的运用。     

试论刑案现场的犯罪信息

近年来,犯罪分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主动有意识地破坏犯罪现场等反侦查现象正不断出现,而传统的现场勘查工作思路主要是注重对现场有限的有形痕迹物证进行提取和鉴定,这也是当前公安机关因现场提取不到有用的痕迹物证而导致一些案件难以侦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现场所寓含的犯罪信息十分丰富,除了那些有形的痕迹物证外,还包括很多潜在的隐性犯罪信息。获取犯罪现场的犯罪信息需要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更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