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后冷战时期俄美在格鲁吉亚的地缘政治较量

2006年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连续爆发所谓签证、“间谍”风波,使原本就龃龉不断的双边关系更是雪上加霜。透过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看到其中有格鲁吉亚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因素,主要是俄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俄罗斯在“间谍”风波中的强烈反应表明,在同美国关于独联体主导权的争夺中,俄罗斯已经开始由原来的“软抗争”转向了“硬对抗”。这既是美俄双方战略利益冲突的反映,也表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形成新的外交政策。     

波兰的长期恐俄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

东欧大多数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恐俄症是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恐惧,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仍然难以消解。在波兰,由于历史、地缘、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恐俄症在波兰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调查显示,在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之后,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憎恶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恐俄症对于波兰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卡钦斯基执政时期,制造并利用恐俄症,并以此塑造了波兰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偏执的反俄情绪也并非所有波兰民众所共有的。整体上,波兰的反俄情绪是一种有理性的恐惧。精英在恐俄症的问题上看法也存在差异,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已经展示出更多与传统行动路径截然不同的倾向。     

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战略安全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访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认为,俄乌冲突是苏联解体后边界划分所埋下的冲突种子在三十年后的集中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由北约东扩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俄乌冲突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开启,这是美国和欧洲不愿放弃从冷战所获得的特权引起的。未来几十年,国际局势将持续紧张。在世界秩序危机和大国力量失衡的情况下,先前潜伏的冲突和争端几乎会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包括核战略安全风险也极大上升。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普遍抬头,也有美国霸权下三十年相对和平所导致的战略疏忽。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国学者应该关注战略安全议题。俄罗斯领导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效保障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维护民众的生活方式不变,推动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困境。     

入盟三年后的波兰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加入欧盟三年后的波兰政坛明显向右转,亲美、疑欧、压俄的外交政策新变化及波兰在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使共同外交政策受到影响:一方面欧美关系一定程度上深化,另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也将受到美国因素更多的影响;欧盟的"东方政策"受到干扰,使欧盟在对俄共同外交政策上充满变数。欧盟共同外交政策本质上仍是政府间主义,对外政策一体化由于此特性而发展缓慢。与此同时,近期波兰因在欧洲的"边缘化"作为所带来的孤立局面也正在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未来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两端间的摇摆方向将会更多趋向超国家主义。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转型,波兰外交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总体看来,这一过程既带有东欧国家的普遍共性,亦表现出波兰自身的鲜明个性。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背景及走向加以考察,并且进一步分析波兰与主要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后冷战时期波兰外交转型的目标、业已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及与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做出分析与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波兰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轨迹,对于把握波兰外交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意义。     

俄格冲突:地缘政治框架下的分析

2008年8月爆发的俄格冲突是相关各方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地缘政治冲突的现实.冲突也相应地在三个层次上产生了反映地缘政治冲突的力量格局和平衡的现实结果.俄格冲突也在地缘政治层面对今后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对北约未来发展的冲击以及对国际能源局势的冲击.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

持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秩序逐渐被撕裂和瓦解,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基础比以往要脆弱得多,国际形势趋向严峻。从长期来看,地缘政治风险担忧因素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权重会进一步增加,将冲击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格局,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统一事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和风险。而且,在美国的战略和举措的负面影响下,中国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印度、中东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南太岛国等国的关系,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努力奋进,去迎接和化解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并且善用各种机遇,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造更加有利的内外环境。俄乌冲突发生在当下全球转型的复杂背景之下,而且全球转型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中国应该在全球转型过程和俄乌冲突中更主动、更有意识发挥自身的作用。     

俄日关系的新进展

冷战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霸的外交战略,与日本的关系更因北方四岛问题而陷入长期僵局状态。俄罗斯独立之初,一度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94年初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注重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但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断断续续,没有明显的进展。1997年以来,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安全、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俄乌冲突的三大变量

2024年是美国与俄罗斯大选年,在乌克兰一边,也明显是与俄罗斯不死不休的劲头。最后一个变量是波兰。大概率明年此时,我们还会说,俄乌冲突不知不觉都两年了……俄乌冲突如我在开战之初所预期的那样,进入了持久战、煎熬战、消耗战的模式,并且,不知不觉已是一年的关口。那么,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里,俄乌冲突会不会停止,迎来和平的曙光呢？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变量是什么呢？     

俄罗斯外交中的“新东方政策”

1994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作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特别是对东方政策的调整,俄当局越来越认识到如果缺乏积极全面的东方政策,要保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是难以想象的。对俄罗斯来说,东方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巩同和发展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才能改变俄在亲西方外交中的“小伙伴”形象。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俄罗斯在近两年的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新东方政策”。     

俄乌冲突与国际局势：回顾与展望（之二）

俄乌冲突持续，给欧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深远的影响。俄乌双方在冲突爆发后进行了六轮谈判，在技术性问题上有所收获，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劝和促谈，但美国希望通过这场冲突纾解内部矛盾，强化同盟体系，这是这场冲突发生与持续的重要原因。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俄罗斯认为主权至关重要，自身在这一时期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尝试在这一时期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以形成有独特自我意识的文明与“俄罗斯世界”。俄罗斯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俄乌冲突之下的国际秩序。这场冲突还引发了大国能源博弈，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巨大冲击，也对能源转型、绿色议程产生消极影响。作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在评估全球能源变局的现实与潜在影响的基础上，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内外应对举措：在欧洲方向，继续维持对欧能源供应；在中东方向，重点拓展与能源大国的多样化合作；在亚洲方向，巩固能源出口的亚太传统市场，大力开辟新市场；在欧亚方面，布局构建统一的欧亚能源空间，重点强化欧亚大陆东端、北部方向的能源合作与开发。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的转换及其影响

华约解体、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这一切使美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条件和环境,在二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对抗似乎正在被战略合作所替代,在过去的四年中,由于俄罗斯新界邻的出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动,美俄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两国的政府发言人都声称伙伴关系是美俄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一伙伴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993年4月克林顿和叶利钦的温哥华会晤中,是所谓的“战略性的伙伴     

波兰的欧盟政策与入盟谈判战略

中东欧剧变后 ,波兰的欧洲政策经历了从回归欧洲的模糊的政治口号到加入欧盟的明确的欧洲战略的演变。波兰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过程 ,不仅是欧盟以自身共同体的制度和方式塑造和规制波兰的过程 ,同时也是波兰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波兰的经验表明 ,在入盟谈判中 ,候选国的谈判战略在谈判过程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波兰参与中东欧区域合作机制的策略与挑战

波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典型的“中等强国”,是中东欧区域实力最强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波兰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缘优势,积极加强与中欧、东部邻国和广大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创建或参与了“维谢格拉德集团”“东部伙伴关系”“中欧倡议国”组织“三海倡议”等合作机制,力图成为这些合作机制中的核心和引领国家,并希望借助这些合作机制,加强波兰的影响力。波兰对中东欧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和倡导,极大地加强了“大海之间”国家的合作,但由于波兰综合实力有限,加上中东欧各国的国家利益具有较大差异,并普遍存在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波兰在实现战略目标时面临巨大的限制和挑战。如果波兰试图在区域合作中四处出击,平均用力,反而不利于其发挥“中等强国”的影响力。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进攻性核外交:俄罗斯新形势下的选择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从在俄政坛出人意料地登台亮相以来,以其务实、干练、坚强、灵活的作风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最近围绕美国部署NMD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因实施进攻性核外交而倍加引人注目。这一外交斗争的结果相对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改善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为俄罗斯在新世纪谋求国家的复兴创造了初步的条件。本文就从这一系列核外交现象入手,分析俄罗斯战略变化的真实意图,并对其作简要的评价。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俄乌冲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