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局限与前景

作为第一个全面的全球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有效凝聚了全球减贫共识,是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承诺。目前,"千年发展目标"在减少全球赤贫人口、提高饮用水质量、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和实现男女平等教育等方面提前实现了目标,但是在环境可持续发展、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等目标上仍然进展缓慢,这一局面与"千年发展目标"本身的缺陷密切相关。"千年发展目标"在形成过程中"以捐助国为中心"和"自上而下"缺乏广泛协商的特征,在构成范围上的"不完整"、在具体目标设计上的不恰当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层次不明晰等缺陷,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和实施。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从五大方面改革千年发展目标以构建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新目标,应成为当前国际发展议程的重点。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刍议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与分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认为:一、"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与提升;二、"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过程有明显的区别,前者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而后者则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性问题共同设定;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涵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而具有普遍性、全面性、整合性和变革性,从而特别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并且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从时代的主题、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21世纪发展学理论的新发展等几个方面探索引起"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联系与区别的诸原因,以供中国在未来执行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参考。     

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发展述评

21世纪美国联邦大学生资助政策面临着如何制定提高少数族裔、处境不利、贫困家庭青年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平等教育机会的政策困境和挑战.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需要不断调整,完善资助体系,以此满足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需求和变化,促使中等后教育发展更加平等,加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社会政策与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社会融合

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问题涉及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教育过程的平等,平等权利的实现就是从社会排斥走向社会融合,社会政策作为对社会资源的有权威性的再分配,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回应,其目标就是增强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全面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因此,社会政策在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社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论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立法的发展,要求行政法作出系统性和方向性调整。根据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应当通过政府的统筹兼顾实现社会权和民事自由权的协调和统一,建立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体系。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的制度建设,主要是以政策协调为目标的行政组织体制和行政决策制度为重心,在法律制度上限制对GDP的不当偏好和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的权利。     

我国少数民族女性权利保障研究——以人权法平等原则为视角

由人权法中的平等原则视角出发,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女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基本权利都得不到充分保障,其根源在于法律制度、政策上过于强调权利保障上的"形式平等"。因此,有必要通过实施优惠措施、均衡资源分配、构建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来实现少数民族女性权利保障上的"实质平等"。     

天水市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本文对天水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与深层次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消除其发展中面临的政策障碍和隐形壁垒,彻底取消公共资源配置中的所有制限制,为各类经济主体营造发展需要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与政策创新为路径选择的突破口,并进一步提出了天水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对策措施。     

平等、效率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系

平等与效率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双重目标,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准.在平等和效率之间,既存在着一致关系,也存在着冲突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中叶,是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为摆脱半边缘化的颓势,有识之士主张将效率作为发展目标;在革命化过程中,人们又表现出对追求平等的热情.效率与平等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的同时,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凸现出来.如何摆正效率和平等的位置以及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教育性别平等政策回顾与评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教育性别平等——特别是保护女性平等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基于政策文本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的教育性别平等政策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政策之间缺乏衔接,对宏观行动方向表述较多但对微观行动策略制定较少,教育系统内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的配套措施不完善等.结合有关教育性别平等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国家相关政策,本文从转变教育性别平等的行动主体、行动方向、行动内容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改进建议.     

完善公共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

公共政策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治理手段和保障。在转型期的中国公共政策体系中,公共政策存在的种种偏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目标形成了挑战。我国的政策制定应当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理念,平衡和协调社会关系,实现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在政策内容上注重对弱势群体权利和权益的保护;在政策结构上应加强社会政策的制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建立和完善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使社会成员能平等地表达利益诉求。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论协商民主视阈中政策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在反思和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扛起了"实现公众参与权实质平等"的大旗,在公共政策领域强调要重塑政策过程,将政策产出建立在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公共协商的基础之上。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我们解决传统公共政策过程中缺乏公民参与和社会公正的弊端,探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浅析《反杜林论》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观及当代启示

恩格斯通过梳理平等观的发展逐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实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诸多领域的深化改革政策都凸显了对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关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理论为指导探求在我国当代国情与社会现实中应该如何实现平等的最大化,做到这点需要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形成过程,关注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挖掘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理论为指导推进我国社会平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参与和可持续发展:公民、共同体与组织的参与模式

<正>在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提升,一般被认为是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一个本质特征。例如,21世纪议程把"公众广泛地参与政策制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UN,1993:219)。经合组织也认为,考虑到"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精心设计的协商和参与过程在与政策推动可持续     

从法学的视角看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的社会理想和教育政策的追求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本文着重阐明了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法学意义 ,进而说明教育立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法律保障。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妇女发展

妇女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男女从权利到机会的平等,就要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现实中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健康和婚姻家庭等方面赋予并保障女性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并关注两性生理差异和在发展程度上的现实差异,在政策上给予女性适当的倾斜,逐步缩小两性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两性平等、和谐发展。     

新中国60年婚姻立法改革述评: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察与前瞻

从1950年到2010年,我国完成三次主要婚姻立法活动,先后颁布实施三个婚姻法案,基本建构起以男女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婚姻法规范体系。然而,从性别平等视角观察,三个婚姻法文本中的性别平等并不彻底,既有法定婚龄男大女小等歧视女性的条款,更有以"抽象人"为规范对象而忽视不同性别人在经济社会环境中差异性的所谓"中性条款",其适用结果不利于女性。未来婚姻立法,应当增强性别敏感度,充分尊重女性群体在经济、社会、财产等各方面仍弱于男性的事实,采取差别待遇政策,从追求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并应当从细化防治家庭暴力条款等八方面完善婚姻法。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浅析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他所著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以"可行能力"对人的自由的概念做出了全新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发展的关系.给我们理解人的自由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对我们认识自由与平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论我国《物权法》中的“鼓励交易思想”

鼓励交易思想是实现现代物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桥梁,对我国《物权法》具体制度的形塑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集中反映于基本原则的构建。平等原则包括主体平等和财产平等,主体平等是交易等价性和互惠性的保障,财产平等意味着财产的可交易性。市场"无形之手"让物权法定原则,超越法系、政治、文化的疆域,成为各国法律通用的原则。公示原则赋予了财产交易信赖的外观,对动产和不动产变动采取不同的公示方式,是基于交易安全和效率之权衡。     

走出社会流动瓶颈:低保政策目标的重构

文章以社会流动理论为视角,基于布劳-邓肯关于社会流动的工业化-功能主义视角,对当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目标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日渐成为了社会流动的一个"瓶颈":不仅在"入口"方向阻碍着事实贫困者进入该政策体系之内,也在"出口"方向将低保群体凝固起来,使贫困者自身难以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文章认为,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作为低保政策的基本目标的同时还需要将"促成社会成员上向流动"作为该政策的根本目标,以此全面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之不再在贫困中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