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欠缺诉讼行为能力人诉讼行为的效力

欠缺诉讼能力当事人诉讼行为效力是指具有诉讼权利能力而不具有完全诉讼能力的人所实施的诉讼行为 ,因其缺乏诉讼行为主体生效要件 ,在诉讼法上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我国应当从司法公正与程序安定、诉讼效益的平衡、对当事人保护与制裁的平衡等角度出发 ,构建我国的诉讼行为规则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诉权滥用的规制与防范——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

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呈高发态势，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乃至诉讼欺诈等多种样态，其中恶意诉讼更因其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之高、对社会尤其是法制危害之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而虚假诉讼则极大地降低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因此，从维护司法权威及诉讼秩序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剔除之管控制度势在必行。防范和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司法层面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引导，尤其在当前诉讼模式转变的特殊时期，亟需发挥法官职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审判权对抑制诉权滥用的限制功能，依法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当然，规制诉权滥用，应当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间寻找平衡，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作为规制的重要原则，建立起一套针对性强、全程防范、救济便捷、惩处有力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识别、防范、惩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诉讼欺诈定性之探讨

诉讼欺诈的案发率日益增高,但刑法理论界对该行为的定性尚存争议。认定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欠缺充足论据,而且该行为对诉讼制度的破坏更为直接更为严重,因而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应及时增设诉讼欺诈罪,配以适当法定刑,以更好的遏制该类犯罪。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 ,我国已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文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初步探讨     

诉讼诈骗基本理论及解决路径探索——以诈骗罪构成理论重构为视角

诉讼诈骗发生的领域应涵盖到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民事仲裁当中,对其应限定在行为人主动发起的诉讼程序当中,在被动应诉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应纳入诉讼诈骗犯罪范畴。将诉讼诈骗作为诈骗罪处理在立法、司法上没有障碍,且符合诈骗罪的本质,当前关于诉讼诈骗定性分歧的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诈骗罪构成理论存在缺陷,对其应予以重构。     

刑事错案概念的深层次分析

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中国古代和西方都对刑事错案有所研究,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的刑事错案概念。可以将刑事错案存在的语境分为诉讼语境和诉讼外语境。在诉讼语境中,学者对刑事错案的概念有“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以及“三重标准说”等等。实践中,有些存在错误的诉讼情形不属于错案：漏罪、漏人情形、量刑偏重偏轻、存疑案件、一般性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被否定的正常诉讼行为以及法律的变化导致刑罚变化。     

过程性诉讼结果初探

诉讼过程中为了对诉讼争议、与诉讼争议相关联的程序性事项及附属性的某些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需要作出中间裁判。为此，诉讼过程中形成过程性诉讼结果。认识过程性诉讼结果的特定性和作用，对确保审判的效率和司法公正是有所帮助的。过程性诉讼结果和终极性裁判应受到同等的重视。忽视过程性诉讼结果的法律地位、性质，将损害司法公正，甚至可能掩盖滥用审判权的现象。基于法律规范对过程性诉讼结果没有单独规定的现状和理论界业已存在的漠视态度，本文对过程性诉讼结果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引起司法界的重视。     

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

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制裁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 ,应该称之为诉讼欺诈而不是诉讼诈骗。严重的诉讼欺诈行为破坏司法权威的树立 ,彼坏和影响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必须对其进行刑事化立法。     

论董事对公司民事责任的诉讼实现途径

董事对公司民事责任的诉讼追究是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的董事民事责任诉讼实现方式。结合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董事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实现途径应当有三种形式,即公司直接提起诉讼、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以及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样对规范董事的经营行为和维护公司的利益有重要意义。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诉权视角下的民事起诉条件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理论,民事诉讼中设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诉权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与诉权有实质的联系,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利于掌握立法者的意图,在理论上为起诉条件的设立找到根据.同时,从比较法视角观察我国的起诉条件能够更加直观地发现现行规定的缺陷,有利于提出改进建议.在实践中发现立法缺陷,并最终在理论的指导下修改法律,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最好的途径.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其他诉讼方式难以替代的独到的公共利益实现功能。代表人诉讼分为代表人共同诉 讼和代表人集团诉讼,前者是在共同诉讼的前提和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突破了共同诉讼的极限,在不要求所有的人 起诉的前提下,由代表人代表集团起诉,进行集团诉讼。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给行政诉讼的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行政诉讼的类型化问题,是 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分析在我国建构行政诉讼类型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拟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义务履行诉讼、给付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和抽象规范审查诉讼等八大类型。     

对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存在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在分析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利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     

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众权利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 ,公益诉讼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 ,有必要完善当事人适格理论 ,改进代表人诉讼 ,构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等制度     

消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扩张与完善

目前,我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基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理论,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呈现广泛性的特点。公民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弥补“官方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不足,充分发挥律师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应在借鉴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确认公民具有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     

关于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几点思考

对于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审理,现行立法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盲点.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性质、特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决定了这类案件可以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分两个层次三个部分进行全面审理,适用统一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准确划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附带诉讼制度构建质疑--兼论行政、民事纠纷交织案件的处理

对于行政与民事纠纷相交织的重合案件,学界有主张认为应当构建附带诉讼进行处理,尽管对具体的附带方式学者之间也有分歧."附带诉讼"的理论基础是"法院判决统一"论."附带诉讼"在理论上是为避免民、行诉讼程序得出矛盾结论;在实践上是为了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要求.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必然正当,诉讼效益的追求也经不起实证考察.文章认为,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坚持民事、行政诉讼程序分别处理,民事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其结论可以和行政诉讼的认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