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略

检视西方学者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西方合法性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具有明显张力的规范性合法性理论和经验性合法性理论,以及试图消弭二者张力的哈贝玛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三大主流合法性思想。     

论程序民主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既需要经验支持(民众认可),又应该满足正义原则,它是权力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民主逐渐成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程序民主比较容易达到合法性在经验层面的要求,但仍难以保证与政治规范正义原则的完全协调一致。尽管如此,程序民主对从规范层面满足合法性要求仍有一定意义,在现实政治可能出现背离公认正义原则时,能够起到有效预警作用。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规范主义解释下的合法性理论把永恒的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追求终极价值为现实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视域下的永恒正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社会正义规则源自广泛的社会互动之中.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也以追求正义为目标,鉴于任何主体都没有能力构建理想化的正义规则体系,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只能从法治和民主等体现正义的方式着眼.法治和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既体现着正义精神,又契合着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现实.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经济学的革命与范式演变

以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及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为基础 ,首先分析经济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 ,阐述经济学中范式的内涵 ,并利用范式转换来说明经济学的革命 ,结合目前新经济的发展 ,预示出新的经济学研究革命发生的可能和方向。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任何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都离不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支持。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社会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文革”结束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摆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邓小平从经济建设入手,通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育、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构建了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如何持久执政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总结这一思想理论,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来看,现代心理战越来越重要。传统作战样式容易造成一荣俱荣的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作战理念不断受到政治合法性的拷问;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人员,在人道主义日益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模式越来越受到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破坏对方的战略设施,在战后重建任务越来越艰巨的情况下,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更加凸显。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试论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来看,现代心理战越来越重要.传统作战样式容易造成一荣俱荣的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作战理念不断受到政治合法性的拷问;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人员,在人道主义日益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模式越来越受到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破坏对方的战略设施,在战后重建任务越来越艰巨的情况下,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更加凸显.     

财政合法性:一个尝试性的政治分析概念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结合政治合法性理论,在对财政现象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政治分析概念,即财政合法性;并根据财政合法性基础的差异,把财政区分为四种历史类型,即家计型财政、君主专制型财政、公共财政、集中型财政;最后指出财政合法性这一政治分析概念的价值所在。     

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勃兴与滥觞,为合法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其自古典规范主义、韦伯式经验主义以降的又一次范式更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理论家所发展的,基于“辩论的共识”的程序主义合法性代表了西方合法性理论的最新成果。     

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统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意蕴论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认识和解读局限于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但还要看到这本书背后蕴涵的政治哲学道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强调了统合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对其中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解读有利于从政治哲学层面加深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政治沟通: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重要视角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沟通是当代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沟通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通过推进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拓宽沟通通道,畅通沟通信息,增加政治沟通的文化内涵,可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探微

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研究,是摆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研究,对于开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研究的另一个全新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问题研究具有提升效应,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形态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可从范式与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涵义理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问题研究现状出发来构建.     

密里本德对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分析

密里本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考察,认为体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另一方面又由于得到了社会信息系统广泛支持,使其在与其他社会意识进行较量中始终居于优势地位,从而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