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市场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共生庇护、寻利型变通与治理之道

政商关系呈现的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制度运行机制与官商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与博弈。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型和经营性行为特性,使得政商关系深嵌其中,形成了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相互缠绕的共生庇护关系。改革的高能激励、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对地方由规则管理向目标管理的转变,既拓展了民营企业生长的空间,又产生了基于实用主义态度的寻利型变通后果。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应是建基于法治与市场规则之上的一种弱人格化、非依附性关系。必须以法治来确保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政商间的"法外互动"。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纽带服务市场建设,规范政商间以工具性动机为主的政治关联行为。树立规范机制以增强官员服务市场与企业的正向激励,消除政商关系的"无序变通"。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契约观：刑事和解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契约论预设了国家权力源于公民协商基础上的契约这样一个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刑罚权也来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存在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着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冲突关系。刑事和解制度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注重刑法领域中犯罪人与受害人冲突关系的调适，立足于从抽象的国家法益保护转向具体的被害人保护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社会“公意”的报应情感到关注被害人的实际利益，注重平复被损害的人际关系。     

当前腐败根源研究观点综述

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问题，理论界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剥削根源论：腐败现象根源于社会上所存在的残缺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剥削思想；体制转型根源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社会失序导致腐败泛滥；权力异化根源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的公共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分离状况使权力异化仍不可免；思想观念根源论：腐败根源于思想蜕化变质；需求驱动根源论：腐败是掌权者利益需求与利益实现手段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综合根源论：权力失控，利益关系混乱，转型时期社会震荡，消极的文化诱导，主体价值观念偏误     

义和团与晚清政坛权力之争

从义和团与戊戌后政坛权力之争、与御前会议权力之争、与“议和”时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与新政时期权力新格局的形成四个方面，围绕晚清政坛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探讨。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现行宪法的规范定位及其价值修正

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国家与公民个人的角色关系演变——转型期社会矛盾解读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频频发生各种社会矛盾，深刻解读和研究这些矛盾发生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提高对其本质性认识。我国的转型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变，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的国家与公民个人处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中，三种模式分别是“控制——服从”“缺位——权利”“服务——共享”，由于国家与公民个人二者的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矛盾较少，而在市场经济时期矛盾频发，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又将步入一个矛盾逐渐减少的未来。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     

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艰巨性的理性思考

当前，机构改革已由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逐步推进。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衡量机构改革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困难更多。简而言之，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具艰巨性和挑战性。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国家地方行政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指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职责、功能的变化、转换与发展，它意味着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变化，…     

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对政府建设提出的要求

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矛盾多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面临的、具有紧迫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是各级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心之一。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按照以下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管理型政府转型;由事业领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行政命令型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权威型政府向平民化、亲民化政府转变;由封闭型政府向开放、透明型政府转变;由无限权力的政府向有限权力的政府转变;由权力、责任不对等向责任政府转变;由管治社会的政府向与社会合作的政府转变。各级政府应加快更新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革新方式、方法,使政府自身建设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为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提供体制保证。     

宪政视野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

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 ,各国在致力于二者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期望是共同的。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权力与权利在西方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强弱势态的变动认识宪政演进的基本轨迹。可以肯定 :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强弱势态变动构成了宪政运动史的一条基线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 ,二者呈同步扩展的态势 ,强权力—强权利的模式因顺应国民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而展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标志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形成。我们必须立足于转型时期的具体国情从实现双向互动、共生共强的双赢格局考虑出发设计、规划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 ,将权利与权力关系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出发点检视宪政建设之得失、成败 ,以求真正植根于中国情境之中的宪政事业的成功。     

暴力袭警事件原因及对策的深层思考

近年来,暴力袭警已经成为危及公安民警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激化的不利后果的转移和国家权力、警察权和公民权之间关系的失衡。针对这些原因,阻止暴力袭警事件频繁发生的突破口和根本出路是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和平衡国家权力、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认识误区就会发现 :乡绅、宗族势力这类乡村“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 ,但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实际上又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 ,而在农民、乡绅、宗族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乡绅、宗族组织在慈善救济、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局面 ,客观上对农民有利 ;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 ,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的全面崩解 ,担负起文明储存器的功能 ,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席避难之地。同时 ,宗族关系在支撑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世界”方面 ,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德国议会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

本文以德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为例，分析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问题。议会制民主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权力制约的主要机制是：由联邦制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分配与抗衡机制；议会中各种权力实体之间的分立与平衡机制，包括政党在权力制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政治透明度是权力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法治是有效权力制约的可靠保障，这种权力制约机制也存在局限性和弊端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一种历史解读

关于大国兴衰的动因,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这两大国家单元构成的"陆海性权力格局"为视角,存在两大历史现象或"历史经验":自19世纪以来,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其背后的政治机理也适用于解释晚清时代至今的中国,对于处理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无战略借鉴意义。     

社会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嬗变

晚清社会变迁剧烈，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社会的变迁导致晚清知识分子世界观发生根本性的嬗变。中国中心观念的逐渐没落正是这一嬗变最为重要的体现。晚清知识分子中国中心观念的没落，既是地域观念层面上的，又是文化观念层面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当中的艰难心路历程。     

乡村整合与挖制的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研究回顾与评价——基于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乡村组织社会功能的比较

国内外学界对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共产党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控制功能的分类研究阐明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功能图式,即士绅的强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国民党基层的弱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中央的强政治控制功能;共产党基层由强社会功能向强政治功能的转变的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到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社会权力性质,但没有通过权力性质的划分及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与乡村以及国家整体的组织与控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