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准确公正行使——以中英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在于查法之遗、补法之漏、充法之魂,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可。通过对比中英的刑事自由裁量权不难发现,刑事自由裁量权深受法律渊源、法律思维、诉讼程序、证据来源、证据规则以及行使主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若想法官准确公正的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程序、证据等条件。     

犯罪分层研究——以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意义为视角

该书封底勒口文字：犯罪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分层。犯罪分层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的犯罪层次实行区别对待,重重罪,轻轻罪,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分层,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哲学探究——以“选择性执法”作为研究视角

在选择性执法愈演愈烈的今天,所有的解决途径似乎都指向了实在法规制与强化司法审查,却往往忽略了法治理念的建构。重构自然法理念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极为重要,必须唤醒人们对宏观和深远局势的理性把握意识,自觉以正义力量牵制权力自由主义的异化。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需要对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第一,取消刑事立案程序而代之以立案登记制度;第二,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的轻罪处分制度;第三,对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一般不羁押原则＂;第四,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强制措施。     

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的非法取证问题——以40例刑事错案为视角

刑事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无论是开展调查工作,还是采取强制措施,违法状况令人堪忧,尤其是非法取证因直接造成刑事错案,既给受害者本人、受害者家庭带来灾难,又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公正,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选取40例加以剖析,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食品安全犯罪罪过形式探析——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面对风险社会中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作为法益保护重要工具的刑法,如何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是其自身的重要使命。但从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现状来看,由于其对此类犯罪所规定的罪过形式过于狭窄,导致无法有效防控。因此,应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整合立法资源,实现自我完善。     

以精神分析为视角探析诈骗犯罪心理——以雷楚年事件为例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文学、医学和艺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研究犯罪心理是现代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发展理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四个方面的理论分析雷楚年诈骗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以期揭示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并探寻该案例所带来的启示。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程序之完善——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从被害人权利保障角度看,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程序立法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完善.在起诉方式方面,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应当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制度;在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应当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在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其适用范围;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与民事关系处理机制方面,应实行先民后刑;在审判组织方面,应实行"三审合一"的机制,设立综合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     

构建和谐社会之刑事处罚权正当化新思考——以量刑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为视角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刑事处罚权的正当化运用。刑事处罚权在量刑阶段的运用目的错位致使刑事被害人的部分应得救济利益被无偿地用来支付社会防卫的成本。从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看,除非国家给予被害人该部分付出的相应补偿,否则在该阶段刑事处罚权的正当定位就应该是以惩罚犯罪为中心,而不是以预防犯罪为目的。     

预防未成年犯罪之方法分析——以未成年犯“现身说法”为视角

在我国,＂现身说法＂作为法制教育的一种手段由来已久,但是如果由未成年犯来进行＂现身说法＂,其性质就值得商榷了,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原因,所以,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教育的方式。     

公安机关“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隐忧——以警察行政强制权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在警务执法领域,由于两权共享机构的存在以及警察法的宽泛授权,导致了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取证主体同一,并有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过度依赖警察行政强制措施,造成虚置刑事诉讼法、助长"不破不立"现象以及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实质辩护权等危害。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在警察强制措施合法性概念中引入侦查比例原则,同时构建一个公开、公正的证据核实程序。从长远来看,完善我国的警察法体系则是解决诸多警察取证问题的一剂良药。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竞合探析——以危险驾驶罪为视角

我国三十多年刑事立法轨迹表明,作为刑事犯罪类型之一的行政犯在我国刑法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行政犯罪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传统犯罪。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的兴起,行政犯罪立法将呈进一步增多之势,而与此相应的刑罚并未适应行政犯罪的特点作出相应的调整,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责任结合的现象日益突出,行政犯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及其附随性后果叠加,与其本身社会危害性程度不相匹配。因此,我国有必要对行政犯罪的刑罚作出相应调整,针对行政犯罪的特点,完善相应的惩罚制度,更好地贯彻刑法的核心理念。     

关于公安机关提升“主动治安”能力的思考——以南平市公安机关为例

"主动治安"理念是公安机关面对新常态、新形势的积极回应,是公安工作发展的重要引领之一,其体现的是态度和作风,就是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升公安机关"主动治安"能力是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治安管理创新,进一步提高"主动履职、主动打击、主动管控、主动服务"的能力水平,有效驾驭复杂的社会治安局势,更好地服务民生和保障发展。     

网约车犯罪的预防——以“情境行为理论”为视角

网约车犯罪问题是社会舆论近期关注的焦点。构建网约车犯罪的预防体系必须首先反思其产生的原因。结合"情境行为理论",网约车的特殊运营模式容易促生犯罪行为,主要表现在因对网约车司机背景审查不彻底而导致危险人员成为司机和网约车的"社交属性"容易产生犯罪性情境这两个方面。美国是全球网约车发展的源头,它在防控相关犯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网约车的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对司机的背景筛查,同时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消减网约车运营中的犯罪性情境因素。     

轻缓化刑事政策下的犯罪弱势群体问题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完善服务政策。本文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对贯彻轻缓化刑事政策过程中,犯罪弱势群体的界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对犯罪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对犯罪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做出立法上的规定进行探讨,并就对这一特殊犯罪群体如何正确适用轻缓刑政策、完善社会矫正机制、做好犯罪预防提出建议。     

重大自然灾害时期从重处罚犯罪的刑事政策思考——以5.12四川地震为视角

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社会控制弱化、被害对象增多,同时影响到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成本一收益预期。在重大自然灾害时期从重处罚涉灾犯罪是必要的刑事政策选择,而且也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根据,但贯彻这一政策应注意有理有节。     

论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评价（检验）——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为视角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是指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满足受执法过程和结果影响的主体的需求程度。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评价（检验）主体,不仅包括公安机关系统内部（本级、上级）,还应当包括诉讼参与人、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法定评价（检验）标准分为共同执法标准和具体执法标准。当前,公安机关之外主体评价（检验）刑事执法质量标准较薄弱;检察院参与评价（检验）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空间大于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