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来看,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缅甸政治改革以来印度与缅甸关系的进展与趋势

缅甸政治转型、经济改革与对外战略调整为印度发展与缅甸关系带来新机遇。以两国高层互访为契机,双边在经贸、安全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双边经贸快速增长,边境贸易逐步提升,投资关系有所发展。出于建立互惠型防务合作机制的愿望,两国军事交往日益频繁,军事交流与合作机制化路线日益清晰,海上安全合作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新要素。印度为扩大对缅甸影响力,在硬件设施和软性能力建设上加大了对缅援助力度。加强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沟通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中国与东盟刑事司法协助浅析

近年来，东盟不断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极大提高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东盟的近邻，双方在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和经济贸易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东盟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日益增多，相关的刑事法律问题包括刑事犯罪活动也日益凸显，反映在司法层面上的合作要求也日益加剧，使刑事司法协助成为经济发展与地区稳定的现实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评析

在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为主要的障碍之一。本文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