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中有关累犯适用法律的思考

科学的立法是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保障。刑法关于盗窃罪中累犯的法律适用规定与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文章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标准，通过对刑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分析，提出建议修改司法解释。     

刑法司法解释的类型化及其意义

根据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典的关系,可以将刑法司法解释分为三种类型:注意规定、具体化规定、法律拟制.这种类型化区分,学术意义是可以纠正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些误读,司法实践意义是:不同类型的刑法司法解释应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不同类型的刑法司法解释在解释精神的推广方面也应区别对待,以确保使司法解释的适用能够与刑法典相吻合.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已经制定的刑法规范含义的阐释,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刑法规范而存在,不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其时间效力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文本。因此,刑法司法解释根本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其效力自然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在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时,若旧的司法解释规定某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将该行为解释为犯罪,应当运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原理对此予以解决,行为人因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阻却责任,不以犯罪论处;若根据旧的司法解释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不构成犯罪,也不意味着对司法解释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是因为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所以不构成犯罪。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冲突的处理与新旧司法解释冲突的处理相同。     

论自首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实施以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公布后,刑法界的学者们对自首认定中的一些问题上产生了许多争议。结合《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从余罪、单位犯罪、自诉案件、共同犯罪等方面对自首的司法认定进行分析、探讨,并据此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     

刑法中数额规定的反思与重构——由许霆案引发的深层思考

犯罪的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对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刑法中关于数额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相对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滞后、固定,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通过对我国刑法中关于数额规定的缺陷、各国关于数额的规定以及职工平均收入等关联问题的分析,可以构建法定确定数额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罪刑的最大化均衡,从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等刑法原则的要求。     

试论单位盗窃

单位盗窃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97刑法的修改却没有涉及单位盗窃罪的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最高检于2002年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该司法解释的颁布,并没有解决原来争论的问题,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因为,该司法解释的内容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又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单位盗窃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解决。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     

罪刑均衡视野下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研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腐败犯罪的审理经常出现"同罪异判""异罪同判"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腐败犯罪罪刑配置不均衡。随着《刑法修正案(九)》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对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做出了重大的修改调整,以往的刑罚设置不均衡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新的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仍然存在瑕疵,如法定刑攀比、资格刑缺失、非数额情节的设置等瑕疵都存在于《刑法修正案(九)》与相关司法解释中。由此可知,《刑法修正案(九)》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不但无法彻底解决腐败犯罪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且产生了新的罪刑设置不均衡的问题。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     

略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再次统一规定刑法溯及力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但是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作出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注意不够，讨论不多，司法实践中也做法不一，本文拟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刑法溯及力原则的价值内涵 刑法溯及力是指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能否适用，如果能适用，就有溯及力；如果不能适用，则没有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也就是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众所周知，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是从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     

谈刑法理论上的片面共犯

是否应当承认片面共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承认片面共犯能合理地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不相悖，不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因此，应当承认片面共犯。     

略论事实婚的重婚罪

目前 ,我国出现了相当数量事实婚重婚的现象。根据新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事实婚的重婚行为以重婚罪定罪处罚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了更好地惩罚事实婚的重婚罪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应就事实婚重婚行为可构成重婚罪的问题 ,制定一个新的、比较完善的司法解释。     

新刑法第十二条若干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旧刑法）自1997年10月1日实施以来，由于法院近期审理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发生于1997年9月3O日以前，因此，应当根据新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来判定是适用新刑法还是适用旧刑法。但在审判实践中，在理解与适用新刑法第12条规定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不向认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9月25日颁布了（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但该司法解释尚不够具体，对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以指导司法实…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专门规定,但仍不完善。应在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举证时限、赔偿范围的确定和同案犯在逃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上加以完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逻辑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有构成要件意义。肯定司法解释将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纳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观点不具有合理的解释逻辑;《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扩大趋势并不必然等同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扩大。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可以从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范意义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界定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在实践中应当限缩适用。     

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浅探

特别再犯是我国刑法典分则规定的一项特殊制度,与累犯存在密切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处理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原因是对单行刑法的性质掌握不准,解释技术不当,应重新予以构建。在进行特别再犯与累犯关系的再构建时,应当将特别再犯纳入刑法总则规定。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亲属犯罪刑罚处置研究

本文从亲属犯罪的概念出发，探讨了古今中外刑法对亲属犯罪的有关规定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亲属犯罪较常人犯罪刑罚处置应加重或者减免规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以及理论根据。该文针对我国刑法的立法概况，提出应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中外刑法亲属犯罪的合理精华，做出部分立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