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利益协调机赦的问题及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经历了重大调整，但依然存在利益格局失衡、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以及利益矛盾调处方式简单等问题。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调处机制，将有利于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完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平台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有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作保障，使各类社会矛盾得以及时化解的社会。上海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体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大稳定、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同时，初步建立的化解社会矛盾综合平台还有一些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尤其在发挥“第三方”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     

深圳企业园（社）区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混合型企业园（社）区的社会矛盾特点主要体现为劳资矛盾纠纷交织着居民群众基层社会矛盾。文章围绕化解企业园（社）区社会矛盾主题,研究提出了优化完善企业园（社）区矛盾调处机制的路径、手段和制度组织等建议,不断增进园（社）区与企业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企业员工及居民多方面内在活力,吸引多种社会资源深度协同参与,培育企业员工、居民群众和谐交往纽带,切实提高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能力,形成与企业园（社）区环境相适应的矛盾调处长效机制。     

深圳社区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居民（自治）社区是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的区域性社会共同体,是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基本的自治社会单元。在当前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矛盾和社会群体向居民（自治）社区汇聚的新形势下,建立健全相应的社区矛盾调处机制,对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社区矛盾调处机制是基层社会矛盾调处的基本制度及组织单元,社区矛盾调处机制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其对于社区环境适应性。     

有效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探析

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牢固树立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及时、合法、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社会矛盾调处

正确认识和积极处理社会矛盾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关系其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积极调处社会矛盾有利于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要素及其关系,有利于提高业绩认同、主体认同和价值认同.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调处的客体、主体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看,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矛盾的调处.积极调处社会矛盾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基础,统筹兼顾是根本,关注民生是关键,建立健全的机制是保证,提高领导干部调处社会矛盾的意识和能力是重点.     

关于构建基层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思考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发生分化、组合和震荡（解构与建构）的社会转型过程。社会的快速转型必然伴随着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荆棘丛生，同时化解矛盾和问题的实践探索、理论反思和因应之策也层出不穷，所以，揭示和阐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最多跑一地”推动基层矛盾化解

正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时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安吉县创新推进县乡两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点)建设,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扎实有效做好群众工作,基层矛盾化解水平不断提升。高标准再造平台,在围绕群众上下苦功夫     

从基层社会入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基层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矛盾调处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特征相适应,为反映这些要求,必须具有开阔的思路:构建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促进多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变管理为管理与服务并重;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政策实施所依赖的基础制度,形成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完善基层组织构架,巩固基层组织基础。沿此方向不断努力,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就会形成。     

批判性思维视阈下社会矛盾调处的新机制

批判性思维是通过恰当提问和合理论证进行理性审查和反思的思维。它本质上是一种探究技能,具有健康怀疑、理性分析和自觉反思等精神气质。在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批判性思维对于领导干部改善思维品质,推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建设,健全矛盾研判机制、对话协商机制、情感管理机制和自我校正机制具有积极的作用。     

“大调解”在处置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及运行机理

当前群体性纠纷高发、多发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大调解"机制能够化解群体性纠纷,促进社会管理从刚性向柔性转变;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实现社会矛盾纠纷常态化解,促进社会管理从一元转向多元,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发挥大调解的解纷功能,以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理性对话为基本要素,以主体交涉过程中的相互沟通和协调为基本机制,推进重点工作建设,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我国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机制的不足及其完善

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我国整个解决纠纷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具有内容广泛性、专业性和便捷性等优点。但我国目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调处的效力、方式、程序以及调处机关独立性、公正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构建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元素——基于乡镇矛盾纠纷调处方式的观察

乡镇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但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它又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它一方面要支撑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构成国家大厦实实在在的一堵"承重墙",另一方面又要连接九亿之众的广大农村社会,充当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的"护堤石"。乡镇以其特有的方式调处化解着形形色色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乡镇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正是这种颇具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过滤和消解了大量的农村矛盾纠纷,从而确保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这种颇具特色的乡镇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无疑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宝贵本土资源。     

积极探索建立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机制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这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2、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调处机制。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仅靠一两个部门是无法完成排查调处任务的。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超前联动的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3、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人民群众反映的许多问题,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矛盾一旦发生,仅靠个别部门的力量去化解往往难以奏效,需要有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     

以标准化方式完善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完善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迫切需要引入标准化思维和管理方式,形成精细化运行模式,着力解决好当前制约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的瓶颈性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矛盾源头防治模式构建研究——基于社区治理的视角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我国社会矛盾发生率依然持续居高。但就具体指标来看,以非法形式呈现的刑事、治安类社会矛盾发生率有所下降,与民生相关的矛盾纠纷增势明显。而基层社会往往是民生类社会矛盾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着力构建基层社区矛盾纠纷有效治理模式与治理机制,以社区作为矛盾纠纷预防、调处的第一阵地,积极构建社会矛盾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体系,建立健全社区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解、善后机制,有助于实现关口前移,重心前置的社会矛盾源头防治思路。     

依法治国视角下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和谐社会构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契机与平台;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因此,二者具有诸多的关联性。环视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运行的现实场域,确实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有鉴于此,我国务必要主动适应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要求,针对基层社会矛盾的特点,从理念构建、内容拓展、方式平台整合、主体素质提升、保障机制与督导考核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全力推动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完善创新,力求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及时化解。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谈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四大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日前就科学认识人民内部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化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现场第一原则",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拓展沟通渠道,慎用警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健全包括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在内的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如何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北京市开展人民内部纠纷排查调处效果显著

越级群体上访，已成为当前人 民内部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形 式。北京市针对近年来越级到市委市政府及中央集体上访时有发生的情况，于１９９９年３月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为组长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以下简称“排查调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全市１８个区县和市委工业、城建等７个工委及部分局、总公司共成立了１０８个“排查调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重点矛盾纠纷，使一大批积沉多年没能解决的疑难矛盾得到解决，对于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排查矛盾的重点和难点 北京市在“排查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