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刑事政策与刑事处罚改革——第二届刑事政策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当今世界各个法治国家越来越重视刑事政策理论研究和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为了推进中国刑事政策理论研究,2008年11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刑事政策国际论坛在中国     

刑事政策与刑罚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虽然概念各不相同 ,但防卫犯罪始终是刑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刑事政策的研究是“历时性”的 ,因为它要探讨刑事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刑事政策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 ,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略论犯罪学对我国刑事制裁的影响——关于我国非刑罚处罚的产生

犯罪学与刑法学是刑事法学领域比较重要的学科,两者在相互依存中发展着。本文将从犯罪学的角度阐释我国刑事制裁的发展,并以我国非刑罚处罚的产生为立足点,分析犯罪学对我国刑事制裁的影响。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 ,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 ,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 ,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 ,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 ,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

最近十年的刑事责任研究基本停滞，无法实现理论之明显提升，其重要原因在于，责任论始终以刑罚为唯一关注，使得刑事责任论与刑罚论难辨你我，无法获得超越于刑罚论的实质性内核。“刑事和解”的出现，为我们展示了对责任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从而为摆脱责任论的研究困境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以和解的责任观为线索，对传统责任论的核心内容展开深入反思，可以看到：责任的承担，不仅要面向国家，而且要面向被害人和社区；责任的实现方式，应从“刑罚-保安处分”的二元格局，迈向“刑罚-保安处分-刑事和解”的三元格局；责任的基本诉求，则应在传统的惩罚与预防的框架内，导入恢复性的价值目标。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行贿罪

本文从刑事政策角度来研究行贿罪.首先,介绍了国外、我国台湾地区及大陆关于刑事政策的基本观点,认为应对行贿罪刑事政策作狭义理解.其次,回顾了我国建国后实行的行贿罪刑事政策,将其总结为"厉而不严",并对该政策进行了检讨.再次,从行贿与受贿对合性和司法实践需要两个角度论述了重构我国行贿罪刑事政策的理由,提出应实现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转变,并提出了从立法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扩大贿赂范围以及完善行贿罪刑罚的建议.     

刑事和解:一种新的刑罚改革理念

目前,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建立一套既能切实保障犯罪被害人利益,又可以克服传统刑罚体系弊端的刑罚制度,成为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当前酝酿的刑罚体制改革之中,可以考虑借鉴西方社会的做法,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论有关刑事责任的理解,对于从传统的道义责任论向现代的社会责任的转变,极富启发意义。     

论“放小”的刑事政策

刑罚并非万能，而是有其局限和天然的流弊。刑罚的目的、功能以及成本决定了刑罚的使用应是谨慎的、谦抑的，有边界的，尤其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发犯等更是如此。基于对刑罚的限度与局限的认识，刑事政策上，在“抓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放小”，即对于不需台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非机构化的“放小”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罚金刑改革

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罚金刑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执行难等诸多问题和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在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几点思考

免于刑事处罚对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失当之处。本文从未成年犯罪和再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入手,分析宽泛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弊端,以尝试提出对未成年人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合理建议。     

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渐进性改革

由于我国刑事审级制度改革成本高昂、内容深刻、对于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事业进步的依赖,需要对国外经验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以及需要协调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因而其改革应当渐进地展开。我国应当针对两审终审制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别制定近期、中期与远期改革目标,并根据目标制定不同的改革措施,分阶段、有计划地加以实施。     

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选择与模式构建

非刑事化处置是一个广泛的系统,凡是能够实现刑罚目的,不予定罪、不予处罚或不予实际监禁的一切实体或程序措施都可纳入非刑事化的范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较为严格。立法中存在重犯罪,轻刑罚的倾向,司法理念上重实体、轻程序,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和构建重心在刑法中应当是刑罚的设置和具体运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应当强化和细化程序法的制约功能,增强对刑罚的限制功能。     

从刑法的功能论当前"严打"刑事政策的理念

刑法既有惩治犯罪的功能 ,同时亦有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 ,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有赖于对刑罚功能的正确理解。“严打”刑事政策应符合时代的要求 ,应调整对犯罪现象与社会秩序的旧有认识 ,刑罚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严打”不能单纯依靠刑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与出路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此政策的贯彻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制度上都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宽严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保证该政策发挥最大效应?等等。本期特别策划希望就这些问题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能达成共识。     

完善中国刑事陪审制度之构想

刑事陪审制既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同时,还能增强司法独立。在由陪审法庭尤其是陪审团法庭审理刑事案件时,较之单纯由职业法官组成的审判组织审理刑事案件更能凸显审判职能的独立、中性与权威性,也更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由此刑事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强化,控、辩两大职能也能在中立而权威的审判职能面前实现平衡,刑事诉讼的结构得以合理构建,国家展开刑事诉讼的目的能够得到协调实现,刑事程序的内在独立价值也能得到彰显。本文在借鉴西方各主要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刑事陪审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陪审制进行法哲学思考,针对我国现行陪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陪审制的设想,该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在保留我国现行的混合式陪审制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案陪审团。     

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及其与缓刑的并罚

本文案例启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同时,在被告人在犯数罪的情况下,可以判处缓刑。此种情况下,免予刑事处罚与缓刑可以并罚。     

论我国非刑罚处罚的方法

本文对非刑罚处罚的具体方法,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有利于实践中对非刑罚处罚的应用,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