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软法之治

软法的研究逐渐兴起，且在国内法语境下主要是侧重于对这软治理理念的借鉴。软法治理方式的兴盛也是缘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其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为研究软治理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根基。在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方式中有许多软治理的方式，但目前这些治理方式没有合适的定位与定性。由于这种理论上的缺失，施行中出现了许多因顿。迎合软法的兴起，吸取其治理理念而提出软治理的理念，并积极借鉴各国环境治理的先进做法，走软硬合作之治是我国现行环境治理的理性之路。     

社区软法治理的实施机制研究——基于济南市的经验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法治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社区治理中,软法是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形式,具有硬法难以企及的优势。软法实施效果直接影响软法治理实效,而软法的实施机制则决定着实施效果。我国当前社区软法实施机制主要应围绕基层党政力量和软法质量展开,由治理动力来源、实施方式、实施资源保障、干部保障四个方面构成。     

从软法视角看我国协商民主制度

软法拥有独特的制定程序和实施保障方式,在国家管理尤其是公域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软法与硬法共同构建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协商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运行之中。软法治理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适应性,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应当更好地运用软法治理和协商民主,推动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发展。     

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及其防治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非结构性等特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强调统一性、协调性与整体性。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中,监管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碎片化"样态,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渊薮。这种现实样态,表现为责任理念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体制改革的碎片化等。从这种样态形成的内在机理看,合作精神的缺失、监管路径依赖、软预算约束,以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等因素,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的再生产。防治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从推进责任理念的修正与培育、监管主体的调适与整合、监管机制的再造与运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等方面下功夫,以落实食品安全的善治目标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政治图景。     

论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关系及衔接

在加强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各社区成员或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在自由联合基础上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离不开法律的作用。法律又包括软法和硬法两种具体的规范形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软法和硬法虽有着不同的分工,但二者应该相互支持与合作,实现有机衔接。为此,应完善软法和硬法各自的创制机制,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二者的交融。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增强则是实现软法与硬法在社区治理中有机衔接的根本因素。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政府规制对策研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警示

“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又一社会影响巨大,造成民众食品安全恐惧和“中国问题制造”的严重企业责任与经济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尤其是一再恶化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了我国现有企业责任、政府规制和食品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与不足。我们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激励兼容与信息对称理论,经济责任兼法律社会道德责任理论,借鉴国外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与社会参与的有效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对策建议。通过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强化食品安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仅依靠政府单方力量进行安全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从协同治理理论发展而来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论倡导建立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内的协同治理机制,共同保障食品安全.基于该理论分析可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还存在诸多局限和障碍.在此方面,美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和实践所体现的公私网络型治理理念、重视发挥进口食品相关企业的主体责任、风险的全面防范与控制等为我国完善进口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我国应结合进口食品供应链的特点,将境外治理责任配置给国内进口商和出口国政府;建立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协调机制,实现进口食品安全无缝隙保障;加强进口食品风险防控建设,不断提高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食品安全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作关系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食品安全意识的觉醒、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和不安全食品危害事件的频繁发生,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食品安全治理的需求。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面临的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中多元主体间互动协作关系的可能路径。     

论中国-东盟食品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一种区域合作软法治理的思路

中国与东盟食品安全合作的稳定推进需要相应法律机制的保障。这一法律机制应立足于双方食品安全合作的已有法律依据和实践,从组织机构、表现形式和规范体系三方面予以构建。该法律机制的组织机构建设应依托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整体性机构安排;该法律机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中国与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与东盟各国食品安全职能部门签订的合作文件。这些文件的法律性质是软法,其制定和实施均应遵循软法的法治特征;该法律机制的规范体系应至少涵盖四类规则: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食品安全标准协调制度、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制度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协处制度。     

新闻监督与企业治理研究

近两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并引发全民关注的轰动效应,除了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具有重要性及频发性等特点外,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本文通过对三鹿公司倒闭事件,探讨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指出了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论中国-东盟食品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

中国与东盟食品安全合作的稳步推进需要相应法律机制的保障。这一法律机制应立足于双方食品安全合作的已有法律依据和实践，从组织机构、表现形式和规范体系三方面予以构建。该法律机制的组织机构建设应依托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整体性机构安排；该法律机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中国与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与东盟各国食品安全职能部门签订的合作文件。这些文件的法律性质是软法，其制定和实施均应遵循软法的法治特征；该法律机制的规范体系应至少涵盖四类规则：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食品安全标准协调制度、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制度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协处刺度。     

国家治理中的软法之治

软法是在开放协商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其开放性、民主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硬法不同,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要素,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一致行为等内在制约发挥作用,在充分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多赢。在国家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软法下的多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理想的路径选择。软法作为新生的理论,对原有的法学理论有一定冲击,但其顺应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大势,为法治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澳门法律体系中的软法规范研究

从软法理论视角研究"政府-社团"二元治理体系下的澳门特区,可以勾勒出澳门"硬法+软法"二元法律体系框架。社团章程等社会法规范都属于软法规范,而澳门广义政府立法文件中含硬法规范和少量软法规范。澳门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为政府与民间的持续互动留有空间,防止政府滥用职权,能实现公共治理中的帕累托改进。澳门软法治理实践体现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二元合作治理特色,有效约束软法创制和适用中的随意性,政府也为民间自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应保持民间自治传统,慎重对待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考评,软法规范密集的领域若需立法可以考虑纲要法形式,可尝试推广消费者委员会"行业守则"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衔接研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政府监管制度的衔接问题尤为突出.纵览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现状,根据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内部制度衔接、其他主体衔接提出具体的对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的合理衔接对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软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效用

本刊第12期“理论辅导”栏目刊出《软法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迅速崛起》一文后，引起广大读者对软法问题的普遍关注，为此笔者撰文对软法作进一步阐述，以期让读者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基层治理中的软法定位与实现——上海四个社区的调查北大核心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软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应用空间,其特有的价值导向、治理互动、协同合作、自律互律等机制,为基层有效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通过对上海的调研发现,社区层面的软法创制、辅助硬法实施、社区自组织和工具创新等探索,有效推动了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在规范性、程序性以及技术性等领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未来推进软法治理需要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秉持公共生活优先的治理逻辑、实现硬法与软法的有效衔接、强化法治文化对于居民法律信仰的濡化作用。     

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到了21世纪,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食品生产的工业化和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俨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头等重要的。在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1年颁发的《刑法修正案(八)》让食品安全监管走向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自2012年以来,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年度"重灾区"——从"红牛添加门"到"雅培奶粉的酪蛋白疑云",从"又见地沟油"到"老酸奶还是老皮鞋",从"酒鬼酒塑化剂"到"速成鸡和快大鸭"。步步紧逼的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着实做了很多工作,为何却收效甚微?本刊设立"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专题,几位作者在法学视野下对食品安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讨论,包括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的缺陷、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加强食品安全的地方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等,以飨读者。     

司法能动的软法之治

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司法者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但过分司法能动又会损害司法权的地位。治理司法能动的手段可以是硬法，但更多的是软法。软法治理就是要通过普遍认同的方式来谋取司法裁量的正当性，并寻求多种治理路径，通过建立一定的软法保障机制，发挥软法的“软约束力”，推动司法目标的实现。     

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因素及治理模式探讨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着转型期带来的问题与固有的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并存的局面.本文在梳理出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因素后,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公共安全硬治理与公共安全软治理的模式.     

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与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引发了公众对于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监管模式的质疑和讨论.面对现实,我们需要做到:结束对于分段监管和统一监管的争论,面向现有法律框架和公共行政范式,完善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监管方法.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横向协调作用,处理好食品安全委员会与其他协调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职权上进行必要的明确和调整.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纵向协调职能,通过构建相关制度,保证信息的公开和交流,在不同层级行政机关间进行监督,也是顺利引入公众监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