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和谐的制度结构基础

探讨不同制度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如何“生成”有机的制度结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行动与制度都存在不同的类型,不同行动者在不同制度条件下行动,进而再生产出不同类型的制度;而制度又作为一种深层社会结构要素,影响着相应的行动;不同类型的制度与其相应的行动之间存在双向形塑关系。生成的不同制度类型都具有合法性与局限性,只有不同类型的制度有机结合,生成完善的制度结构,经济领域才能取得较好绩效,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灾害救援中非营利组织的自合作趋势及其行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在灾害救援的实践探索中,非营利组织之间自发合作逐渐成为灾害救援中各主体的重要参与方式。非营利组织自合作,旨在通过合作网络的构建和社会救援资源链条的形成,力图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社会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统筹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社会参与的内生优化,从而提升救援能力和参与有效性。本文以四川芦山地震救援中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为个案,梳理、分析非营利组织自合作的过程和行动逻辑,最后针对政府如何对非营利组织自合作进行定位和制度容纳等关键性问题作出展望和讨论。     

论社会管理创新的宪法框架与制度支持

宪法是一国政治体制之基，规定着一个政治国家在社会中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模式。宪法作为国家创立之依据．决定着整个国家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均势格局。就创新我国社会管理而言，应如何在宪法框架下辅以相应的制度支持．整合各方力量协调解决各社会管理领域内存在的诸多社会性问题，乃为一重大社会研究课题。本文研究认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法治框架建设的权威源自于“党委领导”．社会管理创新法治框架基本制度模式是“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创新秩序化的实现路径。为此，还需强化社会管理权的合理设定，为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有序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基层执法中的专项行动:原因、实践及后果——以公安专项行动为例

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专项行动例行化,拓展了执法职能,重构条块关系,实现科层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创新。专项行动改变执法逻辑,产生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的风险。专项行动与常规执法机制互为补充关系。在治理转型背景下,既需要防治专项行动的法治风险,更需要理解和发挥专项行动的组织功能和治理功效,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集体无意识行动与制度变迁—以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为例

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无意识的聚合，形成集体无意识行动，也是社会力量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其原因是：集体无意识行动大多发生在弱势群体之中；集体无意识行动是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的、无意识的聚合；集体无意识行动推动旧制度变迁具有约束条件及其局限性；集体无意识行动与集体无行动的选择，是由比较收益决定的。从我国在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过程中，集体无意识行动的作用发挥，推动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充分解释了集体无意识行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英国宪政:商谈式民主演进范式--对英国宪政进程的重新理解

以沟通行动理论解释范式对英国宪政进行重新理解在政治商谈过程中以理解和形成共识为取向的社会主体沟通行动不仅推动了英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转换且对不成文宪法的产生具有构成性意义;在政治沟通过程中不断推出的议会、政党、内阁、选举制度,成为规定和迫使这一过程得以合理进行和维续的重要交往形式,也是现代自由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必要民主政治结构条件;社会的自由整合由沟通行动导致且由沟通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立宪信念、原则和制度支撑和维系.     

从社会信任视角看建设和谐社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社会信任不仅是信念,是预言,是理性计算评估的结果,更是对善意期望采取的行动。它具有契约性、超情感性、道德性、风险性等特征。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信任,建立制度信任,建设信任文化,塑造信任道德心理等途径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建构问题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许多意识形态冲突都集中在制度之争上,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围绕制度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制度之争其实是个话语陷阱,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人们所建构起来的所有制度都具有历史性,都必然会为历史前行所否定。农业社会中的制度是自然生成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制度文明的时代,人们自觉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构。从20世纪后期的政治演进看,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功能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需要确立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主题。这意味着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制度都需要让位于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