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人民政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基于江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实践的分析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是人民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是江苏政协依托既有党政体系,通过下沉资源实现的协商制度创新。与以往地方政协创新的实践相比,“有事好商量”已在平台建设、议题选择、协商流程、结果反馈等方面初步探索形成一整套的运行机制。由于充分利用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优势,“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既帮助基层政协实现了工作的下沉,也激活了基层协商的治理效能。作为一项地方性的制度探索,“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不仅具有鲜明的江苏地域特色,同时也蕴含普适性的价值,具有制度扩散的潜能。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基层协商治理为例

基层协商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基层协商治理的调查,分析协商民主对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基层协商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安徽省协商民主为例

协商民主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职责。安徽省近几年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开始起步,基层协商稳步开展。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安徽省协商民主还存在一些短板。建立立法协商制度框架,推进乡村、社区的基层协商,培育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的方向所在。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路径——基于"有事好商量"的考察与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系统化推进是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实验最为活跃的舞台.政协系统在基层积极推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将政协协商纵向延伸到基层.通过嵌入式发展激活了基层协商民主,从协商制度顶层设计、运行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反馈机制制度化以及质效评估制度化这五个方面有效地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有事好商量"的长效发展还需明确政协定位、处理好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推动协商主体意识、促进公共理性培育.     

基层政协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互动——基于广西边境地区龙州县的调研

人民政协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层治理多元参与诉求与政协角色认同具有一致性,基层治理运行机制与政协功能发挥相适应,基层治理价值目标与政协服务效能同向化,是政协与基层治理互动的内在机理。近年来,广西边境地区龙州县政协积极探索政协协商民主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从实践探索看政协章程修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浙江省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对基层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基层和社会协商、促进社会治理进行分析研究。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迫切需要引入统战理念和协商机制,人民政协可以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人民政协要注重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导向功能,利益表达协调功能,决策协商咨询功能,社会疏导稳定功能以及凝聚共识整合功能,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两者在理念、功能、作用、组织框架、成员构成、平台渠道、着力点等方面,都对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有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殊途同归,应整合两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应努力提升服务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在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认识多元化的社会态势下,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对于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形成合力,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创新基层民主协商机制 提高民主协商治理能力——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视角的思考

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发挥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就得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而基层民主协商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保障,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当前,基层民主协商存在着协商主体参与能力低下、协商形式单一、协商程序随意和民主发扬不够、协商成果运用和反馈效果不佳等问题。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协商、提高基层民主协商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以"公正为民、公开透明、公平利民"为价值取向,遵循"系统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原则,不断完善并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精神培育、协商制度体系创新、协商主体能力提升、协商质量提升等机制。     

让协商成为一种习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促进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当前出现的总体协商"质""量"不高、协商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不强以及制度化与程序化程度建设不够的实践难题,创新协同治理方式,增强协商主体的参与程度,构建协同的协商体系,让协商成为一种习惯,推进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不断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制度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重点目标被提上日程。协商民主从其本质和功能来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应从发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存量的基础作用、发挥党内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示范效应、发挥群众路线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引领作用这三个方面入手,不断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思考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领导、合作、协商为要义,发挥着独特的治理价值和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着眼于我国政党制度的治理价值,促进政党政协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推进政党制度更好成熟定型,为国家治理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以协商民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主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之一的协商民主,在制定公共政策、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目前,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环境困境、主体困境、标的困境、场域困境及工具困境,因此,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论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和机制创新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具有多元、合作、民主、协商等特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特征和性质使命高度契合,并在实践中互嵌互构,二者构成内在的关联机理。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释放专门协商机构效能,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彰显双向发力优势,找准以协商促治理的着力点。而其中关键还在于优化机制,主要包括:完善人大与政协两个"民主平台"的沟通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各种协商渠道的互动衔接机制,拓宽协商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以及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运行机制和双向发力工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