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定性与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风险,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其中有多重原因,包括理论认识存在误区、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意识落后、对律师职业的保障不到位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需要准确定位其性质,并通过一系列的环境优化才能得以实现。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学分析

辩护律师的权利特别是取证权得不到有效的实现,不但会导致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造成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不利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还会对我国的法治形象和法制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时期,应从权利与权力平衡的角度,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并适合我国国情的辩护律师取证权保障制度。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步履维艰,遭遇到各种障碍.建议采取措施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     

检察环节下的律师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近年来,律师权利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检察环节下律师权利保障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使,也使诉讼公正难以实现。为了使这一情况得到解决,笔者对检察环节下的律师权利保障问题作以理性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形成此文。     

律师会见权究竟是谁的权利？

多年来,会见难、阔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2008年6月1日,被律师界普遍寄予厚望的新《律师法》正式实施。     

行政检察协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以A省H市行政案件为分析样本

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中都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除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深层次是行使检察权能在督促制约的基础上促进行政权更好地运行,推动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机制的完善,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和水平,助推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向前迈进。     

检察环节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研究

文中分析了检察环节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就加强检察环节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建设问题,从完善检察工作基本规范、加强内外部监督、加强与律师管理部门和律师机构沟通协调机制诸方面较全面地提出了建议。     

论就业培训券与就业权的行政法保障——以成都市发放就业培训券为例

为了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成都等地方政府尝试推行发放就业培训券的行政措施。就业培训券是给付行政下政府为保障公民就业权而发放的就业补贴。透过就业培训券,可以看到政府基于生活保障的就业扶助义务以及基于平等保护的消除就业歧视义务。从就业权保障的角度看,政府发放就业培训券的行为是一种给付行政措施,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制度研究——以美、日受教育权保障制度为例

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能否为公民实际享有,通过怎样的方式保障法律上的权利得以实现,取决于权利保障体系是否健全。权利保障分为事前保障和事后保障,所以受教育权的保障也分为受教育权的事前保障和事后保障。受教育权的事前保障,包括立法保障和行政保障,受教育权的事后保障,是指司法保障,二者共同构成受教育权的完整保障体系。本文主要对美国、日本受教育权保障制度从立法保障、行政保障、司法保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对,从而为完善我国受教育权的保障体系提供借鉴。     

少数民族人格权法律保障研究——以云南哈尼族为例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主体独立人格如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方面所应必备的权利。构建人格权法律保障制度,对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保障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与人格权密切相关的财产利益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在人格权法律保护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与实际需要。从经济、社会现状出发,以云南哈尼族对人格权制度的需求与存在问题为例来探讨少数民族人格权的法律保障,是针对少数民族人格权保护所进行的法律层面的有价值的探索,对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化建设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法律保障的完善——以“半强制条款”现象的应对为分析视角

目前许多网络平台、APP为了全面获取用户个人信息而订立了“半强制条款”,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而我国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存在诸多漏洞,立法保护滞后,实践中也面临重重困境,加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为此,需要从动态多元的角度探讨大数据时代法律保护的制度构建,以完善法律规范为解决路径,加强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障,为我国网络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上诉审”改判案件实证分析——以沿海某市2010—2012年的上诉改判案件为例

从某市近三年上诉案件的情况看,"上诉审"存在许多问题:以量刑不当理由改判的比率过高,以立功、自首"改判的比率较高,"民事赔偿和解"反复减刑,履行法院一审判决法定义务的行为被作为上诉改判的因素。在上诉案件的办理中,二审法院审判理念存在问题,缺乏维护一审判决权威的意识;"应改不改,不应改乱改"的现象突出,量刑严重不规范;改判随意性较大,损害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应加强对上诉审改判案件的法律监督。     

数字时代我国劳动者离线权保护的规则构建——以西班牙为例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普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的连接日益便捷,这使得劳动者休息时间受到侵蚀,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产生危害,远程工作的快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西班牙先后通过《个人数据与数字权利保护法》《工人法》《远程工作法》引入劳动者的离线权,明确其主体与内容,并通过集体协议的方式加以落实,但仍存在实践效果不佳的问题。我国在引入劳动者离线权时,应当以休息权作为保障离线权的首要路径,在劳动立法中明确离线权的内容,并辅以离线权的保障与豁免机制,从而为数字时代下劳动者的休息权提供更为有力和合理的保障。     

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H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湖北省H市为例,对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依法行政的实践较大地偏离了理论要求,离依法行政的目的、理想效果还有明显差距,如:法律意识模糊、行政利益化倾向。为此,需在法律体系、强化法治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H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湖北省H市为例,对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依法行政的实践较大地偏离了理论要求,离依法行政的目的、理想效果还有明显差距,如:法律意识模糊、行政利益化倾向.为此,需在法律体系、强化法治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     

民国时期乡村绅权嬗变的区域性研究——以苏南为中心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士绅的权力也随之产生变化：基于传统身份的文化权威道德教化功能开始减弱,一部分士绅通过进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了组织化,绅权与基层政权合流,另一部分士绅进入工商界成为绅商,他们凭借其在兴办实业中取得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影响者。     

集体成员权的界定与保障——以农村土地权益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价值的猛增,涉及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利益分配问题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合理界定集体成员资格,保障成员合法的土地权益,需要完善立法、体制、司法等,转变所有制实现形式,使集体土地收益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有效分配。     

警民距离：我国大城市警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显示：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接触频率对警民距离具有影响。据此,密切警民距离、和谐警民关系的建议措施是：提高警察经济地位;扩大宣传,提高民警社会声望;鼓励民警下社区;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理念与制度模式——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

国际人权法上的少数人主要指一个国家内部拥有民族、种族、宗教或语言上特征的少数人群体.少教人权利保障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或种族、社群的政策和做法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理念是平等和多元,且平等应指实质平等.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模式主要有同质化、同化、平等整合、不平等整合、融合和分裂等六种做法.我国的民族自治政策是平等整合和多元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制度模式.实际的法律执行过程需要强化实质平等理念的教育,以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参与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析——以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为例

实践经验表明,对农民赋权,让其参与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各个方面,是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同时,为纠正农民的有限理性,参与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需要农民的参与,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全面的、广泛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