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长,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决定了它团伙犯罪与流窜作案的特征。与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相比,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文化素质更低。目前侵财型犯罪居多,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类型逐渐有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农村社会控制力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文章分析了四川省广元市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特点和形式,指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并提出了打击对策。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与未遂

学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形态一直存在争议:拐卖妇女儿童罪到底是行为犯、结果犯还是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本文拟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进行讨论。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新兴的中国社会文化的衍生词。留守儿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特种群体,间接反映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状况。全世界仅此中国有如此之现象,归根结底离不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对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成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对策建议,对于解决当前我国留守儿童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留守儿童犯罪防控研究

父母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以及社会不良因素诱引是留守儿童犯罪的主要原因。预防留守儿童犯罪,应当家庭、学校和社会综合防治,调动全社会资源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     

猥亵儿童犯罪治理问题研究

近年来猥亵儿童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呈高发态势,猥亵儿童犯罪表现出区域数量分布不均、网络猥亵儿童案件数量增多、熟人作案率高、隐蔽性强等特点。目前我国对于猥亵儿童犯罪治理存在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对儿童的年龄缺乏明确界定,对犯罪的惩治力度不足,缺乏法律以外的后续保护等问题。猥亵儿童犯罪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全球各国、各地区都在为防范猥亵儿童积极努力,当前可以从立法、司法、网络监督、儿童性教育等多个角度完善我国猥亵儿童犯罪问题的治理路径。     

国际拐卖犯罪新动向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文明时期,但是,一种最原始、最野蛮的犯罪,拐卖妇女儿童,却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发展蔓延,引起了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贩卖妇女儿童,一个新的国际性犯罪行业当前国际贩卖妇女儿童犯罪主要呈现以下特点:１贩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庞大,受害妇女儿童遭受性剥削,其发展迅速,形势严峻。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全世界有４００万人被贩卖,其中多为处于弱势的妇女与儿童。据亚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大会资料,全球每年约有１００至２００万妇女儿童被贩卖,其中亚洲地区就有２５万妇女儿童遭受非法贩卖的厄…     

谁在买卖儿童？

为牟取暴利,犯罪分子竟然丧心病狂, 由盗拐儿童到公开抢劫,在2003年至2004 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贵州省贵阳、安顺两地先后有60多名儿童神秘失踪。经过贵州警方的艰苦奋战,这一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拐卖案件成功告破,一个集偷、抢、拐、运、卖一条龙的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45名犯罪分子落入法网,25名被拐儿童被解救回乡。贵州省安顺市中级法院日前公开开庭,以     

洗钱犯罪案件特点及其侦查工作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洗钱犯罪严重危害了我国金融管理秩序。为应对洗钱犯罪,严厉打击洗钱犯罪行为,我国加快了反洗钱立法进程。洗钱犯罪作为下游犯罪,其"钱"该如何查处、案件的侦查如何协调推进、侦破时机如何选择以及如何认定及处理"错案",对这些疑难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兼顾彼此通盘考虑。     

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省X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留守儿童为例

自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与特拉维斯·赫希的自我控制理论提出以来,已有大量研究对此加以证实。然而,很少有人在犯罪学领域探讨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三者之间的关系。父母教养以对子女行为的监督、对偏差行为的认知及对偏差行为的惩处为主要方式,影响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毋庸置疑,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内在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控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我们需要从父母教养入手,落实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职责,改进父母的教养方式,同时通过抑制留守儿童的犯罪动机、增强其意志,来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关于修改《刑法》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条款的思考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视人为商品,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导致家庭骨肉分离、妻离子散,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多种措施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拐卖犯罪,拐卖犯罪发案率整体有所下降。根本扭转拐卖犯罪易发多发的态势,深层次破解难题,要扭转盲目、片面同情买主的错误观念,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萎缩买方市场,遏制刺激拐卖犯罪发生的驱动力。     

试论集群犯罪的条件控制

集群犯罪与集群行为或群体性事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非等同。虽然集群行为中包含着集群犯罪形态,合法集群行为亦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常常因为失控而转化为集群犯罪,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集群犯罪的发生不是简单的感应式因果关系,在集群犯罪的因果链条上,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因素——犯罪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控制了犯罪条件,犯罪结果就不会发生。在当前社会冲突加剧、集群犯罪的成因难以短期根除的背景下,将防控集群犯罪的视角由犯罪原因转向犯罪条件,从"群体情绪"、谣言传播、"重点人物"、"受害人"、突发因素以及"处置因素"等这些关键条件因素入手,打破集群犯罪的结构,阻断集群犯罪的成因与犯罪结果之间的联系,对于控制集群行为的恶性转化、遏制集群犯罪的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十年比较——基于两次全国未成年犯调查

通过对2001年、2010年两次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不满16岁、农村、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明显上升;侵财犯罪依然居首有所下降;性犯罪、杀伤犯罪均有上升;重新犯罪总体比例大幅下降。研究认为,需特别关注辍学、留守儿童,建立同伴教育机制,改善未成年人生存环境。     

有组织犯罪罪行研究

有组织犯罪霸占地盘 ,大肆行恶 ,疯狂抢劫 ,拐卖妇女儿童 ,横行乡里 ,无恶不作 ;制毒、贩毒 ,走私 ,赌博 ,控制卖淫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从事“企业化”犯罪 ;其犯罪收益向经济领域渗透 ,以合法、半合法的企业经营掩护其从事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八成犯罪农民工幼年系留守儿童”谁该反省

<正>农民工犯罪的这些特点,再次呼唤我们的有关部门,该为民工多点做些什么了。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建社披露了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的最新数据: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其中侵犯财产犯罪占81.0%,性犯罪也已经成为二     

英美计算机犯罪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计算机犯罪分为两种：一种是计算机相关犯罪（CRC）,一种是计算机辅助犯罪（CAC）。计算机相关犯罪表现为以非法程序任害计算机及其内容;这些侵害行为有些是个人行为,有些是群体性行为;绝大多数电脑黑客是年龄在14岁至30岁之间的男性计算机高手。计算机辅助犯罪是以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达到其犯罪目的,主要表现在金融欺诈或资金盗用方面;实施者多为机构内部员工;具有隐蔽性,不易发现。英美两国计算机犯罪出现得较早并发展迅速。英国虽出台有关计算机犯罪法律较早,但并不能有效遏制其发展。计算机犯罪在国际上呈蔓延态势。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演变对我国“后打黑时代”的启示

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到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     

当代中国犯罪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中)

当代中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犯罪活动猖獗。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虽连年下降，大案要案仍时有发生；卖淫嫖娼犯罪屡禁不止；赌博之风蔓延城乡；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进行犯罪活动回潮；淫秽物品犯罪泛滥；毒品犯罪死灰复燃，发展迅速。     

从融合到分立: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

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直接层法益"与"间接层法益"双重法益。"直接层法益"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权利与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为核心的被动性的性权利,"直接层法益"为个人法益;"间接层法益"为性道德等社会法益。而成年人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主要是基于"性的隐秘性"善良性风尚和性道德的社会法益。法益具有立法检视功能和区分功能,客观上需要将儿童网络色情犯罪与成年人网络色情犯罪分离,进而设置独立的刑事规范,并对儿童网络色情信息范围、犯罪行为类型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重新进行建构。     

双重转型中的农民工犯罪趋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犯罪现象是在犯罪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变化的，具体的变化特点则蕴涵于不同的犯罪主体和社会环境之中。作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样，围绕农民工阶层也出现了诸多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犯罪就是一个方面。在我国社会和农民工双重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犯罪也呈现了明显的规则性变化，而这些规则性变化则渗透着农民工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的作甩。由此，预防和减少农民工犯罪也应从这些结构出发，着眼于农民工整体发展战略来构建犯罪控制体系，避免就犯罪论犯罪的片面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