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藏品平台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基于对数字藏品及平台价值的研究,审查认定数字藏品平台犯罪,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对涉案数字藏品平台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否定。数字藏品平台经营上存在行政违法性,但并不当然构成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犯罪。经营中违规使用第四方支付,可以非法经营支付结算条款予以规制;以约定回购等承诺回报方式发行自营数字藏品,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予以规制;以恶意掏空、任意挥霍、转移财产等方式非法占有客户财产,可以集资诈骗（诈骗）罪予以规制。审查时要重点围绕数字藏品价格、经营模式、资金流向三个方面进行,避免将经营失败等民事行为当作犯罪处理。     

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与集资诈骗案为样本,发现当前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形势严峻,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金融安全。因此,基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激发市场活力的出发点,必须对合规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加以准确厘定。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重复投资情形下的犯罪数额应当累计计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投资人不宜认定为刑事被害人,涉案财物的认定和处理应该兼顾投资人与被告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降低犯罪造成的损失。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间财富迅速增加,百姓的投资意识和欲望强烈,但投资渠道不畅通,因此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群众的投资需求,违反国家禁令,不择手段地募集资金,造成非法集资类犯罪时有发生.这类犯罪的危害性不仅表现在给众多受害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涉面广,影响大,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非法集资类犯罪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立足现有法律,结合典型案例,从实践的角度对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诸多疑难问题进行剖析和总结,可以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提供参考和指导.     

非法集资问题的刑法审视

非法集资犯罪并非一个刑法上的罪名,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犯罪所组成的罪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体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两大罪名。判断非法集资行为是否入罪,可根据是否具有"吸款"行为、是否具有偿还意图以及集资是否用于生产经营的三段式梯阶。对非法集资犯罪应防患于未然,通过科学的立法、良性的宣传和规范的管理,来铲除非法集资犯罪的土壤。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罚修正之审视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不改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基本罪状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两罪的刑罚结构加大非法集资犯罪的惩处力度,主要体现在自由刑的加重化和罚金刑的无限化两个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幅度由原先的两档增加至三档,法定最高刑随之提高,应急性立法色彩浓厚,且不利于民营经济的保护和发展。刑事立法应当关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集资用途,适当提高该罪的入罪门槛以限制其认定范围。修正案在提高集资诈骗罪法定最低刑的同时,将原先的三档量刑幅度合并为两档,重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不仅导致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而且打破了集资诈骗罪刑罚结构本身的内在均衡。无限额罚金刑存在诸多弊端,参照倍比罚金刑的设置规则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具有现实合理性。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与第一百九十二条之比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理解上有混淆之处。文章提出了区分二者的界限。     

论银行“飞单”刑法评价问题

银行“飞单”是近年来理财产品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随着华夏银行“飞单”案发,银行“飞单”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由于银行“飞单”的特殊性,对于如何对此类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由数个银行“飞单”案引出,结合银行“飞单”的概念、内涵、具体特征,以探讨如何对银行“飞单”行为进行刑法评价.通过对银行“飞单”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的分析,银行“飞单”能够纳入《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评价范围内.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标准探析

将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于"不特定多数人"的观点,混淆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范围,无法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无法体现刑法将集资诈骗罪类型化的规范保护目的,也不是限制死刑适用的可行之道。集资诈骗罪的对象范围("社会公众")应为"不特定多数人"或"特定多数人"。司法实践中,应通过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判断犯罪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多数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定犯罪对象的范围。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     

传销犯罪分析及打击防范对策

传销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被称为“经济邪教”。它不仅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而且破坏了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信用l体系,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安定的一大隐患。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对传统的侦查模式予以改革,在侦查立案方面,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侦查协作方面,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在侦查取证方面,变侦技分离为侦技合一;在侦查公开方面,正确处理侦查秘密与侦查公开之间的关系。     

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传销违法犯罪组织形为营销企业,实为诈财机构,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干扰直销行业健康发展,素有"经济邪教"之称。近年来,各地相继在打击传规犯罪中取得显著成效,但传销活动屡禁不止,有些地区甚至十分严重。必须深入剖析传销的边界、法律规制,侦查、协作困境等问题,探讨推进执法协作机制、加强直销监管、健全法律法规等完善之道,进一步提升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成效。     

假药之罪,止殇于典,养正于刑——论以量刑为实现案件正义的可选性

在民众和学者的呼吁下,同时为了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原有规定进行了修改,这当然是立法意图对现实危害的有力回应,但是这种修改又面临着入罪门槛降低后刑罚打击力度增强与刑罚轻缓化冲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众说纷纭,本文以量刑为角度,通过对量刑制度可选性的逻辑推导,以求实现案件正义。     

由“摆摊打气球案”谈我国非制式枪支的鉴定标准

通过摆摊打气球案重新审视我国非制式枪支鉴定标准,解读现行致伤最低阈值的依据和理由,介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鉴定方法,探讨枪支鉴定存在的争议和解决意见,为我国非制式枪支鉴定标准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论数据思维在侦控网络传销犯罪中的应用

新型网络传销犯罪可以依据是否存在产品分为新零售和金融传销两种模式,并呈现出宣传联网、经营联网和发展会员联网三种特质,对传统侦查范式提出挑战。遵循数据思维的前置型、关联型、主动型、服务型的应用逻辑,有助于在网络传销案件中从强化数据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公司定性分析和资金流转数据分析等四个方面展开数据思维的具体应用过程。     

网络传销犯罪特点与侦防对策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是传销犯罪在网络时代的变化,虽然和传统传销犯罪在本质上相同,但呈现出智能化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等异于传统传销犯罪的鲜明特点,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并给该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在针对网络传销犯罪特点采取侦查措施予以打击的同时,应建立完善的网络传销犯罪防范机制,消除网络传销犯罪萌生的土壤。     

组织出卖、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法规制

非法买卖、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现已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并且衍生了大量关联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道德风尚。《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针对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专设罪名予以处罚,并且规定对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关联犯罪予以定罪处罚,有利于依法打击该类犯罪的利益链条,进而有效惩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