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

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其"文革"叙事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小说的叙事策略和精神指向。先锋小说主题层面不再是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在叙事策略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或荒诞变形的历史,文革由写实转向心理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在价值意义上,先锋作家的叙述重心与叙述意图落在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文革创伤心理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上,通过荒诞狂欢的语词与隐喻多义的文本,建构了一代人真实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     

驳“有限主权论”及“民族国家的终结”

近年来,国际事务的变化,对他国事务的干涉,使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所赖以存在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再次受到质疑,国家主权论在国际事务实践中遭遇严重挑战。     

汉族大妈“阿同汗”：平凡中迸发生命亮度

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富强的力量之源。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自治区第32个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安排意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最大限度团结各族群众。本刊现开设专栏,展现全疆各地涌现出的一个个高举民族团结旗帜的凡人新事,敬请关注。     

作家县长的“爱情契约”

山西灵石县委书记杨洪曾出版文学作品集。这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官员无论在官场还是情场上都独具创意：为了保官、升宫，他瞎编杜撰历史典故，将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石膏山”擅自改名“仕高山”，并在县城筑造一枚硕大无比的“御玺”；为了猎取红颜知己的芳心，他不仅将二奶提拔为副检察长，而且山盟海誓写下《爱情承诺书》。     

当代民族精神的新内涵

韩震在2007年4月23日的《北京日报》上著文《当代民族精神的新内涵》说，一个民族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那种凝聚人民、动员人民、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文化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     

论法学研究中的“本土化意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过于依赖西式理念与制度,既对国外制度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同时缺乏研究方法的自主性。现行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人权"、"司法审查"等移植而来的西式理念不过是欧美社会的经验,对之必须有到位、深刻的认知而不是盲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水准有限,是民族叙事与启蒙心态造成的结果。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当超越"中心—边陲"的思维定势,以反思性批判来认真对待欧美的刑事司法理念。     

哈金的《移民作家》与“家”之情愫

哈金新近之作《移民作家》通过对旅居海外移民作家的讨论,重在指出移民作家应该成为本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在用他国语言创作时应汲取本民族语言之精华,将其融入自己的书写之中,从而形成移民作家自己独特的风格;移民作家应该用笔在故土之外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纵观哈金的作品,"家"之主题总是贯穿其中,这一情结的产生与作者特殊的移民身份不无关系。     

对萨维尼的“民族精神”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些思考

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把“民族精神”引入了法学领域，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精神”的自我演进过程。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也需要立足自身的民族特性，考虑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司法裁判文书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叙事”模式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嵌入裁判文书是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文书释法说理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裁判文书作为独立的叙事文本,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嵌入必将改变文书内部的叙事元素关系网络及结构,带动“演绎式”向“演绎+类比式”双线叙事结构转变,进而形成嵌套式叙事风格。基于司法实践语境,嵌套式文书的叙事理念和叙事模型得以重新诠释;依文书叙事者援引案例的主、被动性区分叙事情境,可以差异性地构建微观层面的嵌入型叙事模式,以满足裁判文书制作的内在需求,即聚集该类叙事形态构成体系以产生合力效应,完成微观表达上的统一,进而从宏观上促成裁判文书叙事风格的良性转变。     

论晚唐“苦吟”的内蕴流变

在中晚唐诗歌史上,姚、贾虽以苦吟并称,但思想境界的不同、时代士风的变迁,已使二人的诗歌精神产生巨大差异.从孟郊、贾岛到姚合,随着苦吟的内蕴变化,诗人的艺术追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姚合上承王维及大历诗人,融汇张籍、贾岛等诸家之长,成为苦吟诗人的集大成者.他所追求和倡导的"清峭"诗风,代表了晚唐苦吟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这是他们在艺术旨趣上最终选择姚合,远离贾岛,形成情感平和、风格雅正创作格局的根源.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蒙古族ApoB基因遗传多态性

目的研究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蒙古族ApoB基因遗传多态性。方法选取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汉族、蒙古族无关个体,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判断样本中是否含有ApoB基因中的稀有等位基因：XbaI（x＋）和＆DRI（E-）,并计算其基因型频率、等位基因频率及相关的群体遗传学参数。结果内蒙古汉族群体中稀有等位基因XbaI（x＋）和＆0RI（E-）频率分别为2％和4．6％,而在蒙古族群体中没有检测出此两种稀有等位基因。结论ApoB基因XbaI和＆0RI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在不同种族中差异较大,具有种族鉴定的应用可能。     

辽宁汉族成人前牙的性别判别研究

本文对辽宁地区汉族成人前牙（５０８颗）的牙根长、牙冠高、牙冠宽、牙颈宽、牙冠厚及牙颈厚的测量值进行了两类判别分析，获得了前牙的１２个性别判别方程式，其回代率分别为６８．４２％～８７．５０％、７０．４１％～８６．３６％。     

“一学三讲”是普法工作的基本要义

“一学三讲”,即“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是“五五”普法规划明确提出的普法任务。本文作者从“一学三讲”与普法工作的目标、重点内容、普法的形式和方法及普法评价标准的关系方面,阐述了“一学三讲”的提出是对上述重要问题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     

张家山汉简《告律》考论

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发现汉代的《告律》,可以改变人们对汉代法律的认识。唐代有关著述都认为汉律中有关告劾之事包括在《囚律》之中,但根据张家山汉简有关资料来看,汉初《告律》是单纯的有关告诉之事的法律,而《囚律》则是单纯的断狱之法。汉《囚律》演变为唐之《断狱律》,而《告律》则为唐《斗讼律》中“讼事”之源。秦汉律关于告诉的法律可分三个部分,一是设立各种罪名及相应的刑事责任来规范告诉,二是规定对某些告诉司法官员可以依法勿听,三是鼓励人们告奸及自告但又严格区别诬告与告不审。     

法治在民闸的困惑--对羌族习惯法的考察

现代法治建设应是立足于本土化之上的国际化,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更要注重保留民族传统中的文化之根,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进行创造性转化.刻意于对别人的模仿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反思,是不可取的.     

基于腰椎高度X线测量技术推断四川汉族女性身高

目的通过腰椎高度X线测量技术,建立四川汉族女性身高的数学模型,为法医人类学研究积累基础数据。方法收集206例四川汉族女性个体按年龄分为A、B、C 3组,其中A组(206例)不分年龄,B组(116例)为20~45岁,C组(90例)为45岁以上,并应用计算机X线摄影(computer radiography,CR)技术分别测量所有样本腰椎CR片中5个椎体(L1~L5)前缘、后缘、中央高度(x1~x15),脊柱腰段中央总长度(x16),同时测量每个个体真实身高,对各测量指标联合与身高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建立推断身高的数学模型,并重新选取62例样本代入数学模型,检验模型的准确性。结果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经线性回归模型假设检验,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归方程的推断标准误为2.982~5.004cm,相关系数为0.370~0.779,复相关系数为0.533~0.834。对每组相关系数、复相关系数最高的方程进行回代检验,其中A组的y=100.33+1.489 x3-0.548 x6+0.772 x9+0.058 x12+0.645 x15的准确率最高,为80.6%(±1SE)、100%(±2SE)。结论本研究建立的数学模型适用于推断四川汉族女性身高。     

汉魏晋“故事”辩析

故事即旧事 ,是本朝或先王的已行之事。在汉魏晋三代 ,国家遇有重大之事时多援引故事以寻求经典依据。晋时还将典型故事修定汇编 ,与律令并行 ,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近代学者们对故事的认识颇有分歧。本文运用大量史料 ,辨别分析 ,论证汉魏晋故事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规律 ,揭示故事与品式章程、制诏、律令的辩证关系 ,明确故事与例、比之间的大同小异。     

刑法学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在刑法学中 ,对主体的态度不同 ,刑法立场就可能不同。近代以来 ,随着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先后登场 ,刑法学中的人开始从“抽象刑法人”过渡到“危险个体”。如果要在刑事领域坚持一种法治立场 ,刑法学应当采用“抽象人”的观念 ;但是 ,司法实务总是倾向于探求个人的危险性格。由于刑法理论和实务之间对人的看法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所以 ,有必要根据规范违反说 ,提出“规范意识主体”的概念 ,以使刑法学对“人”的看法更为合理     

根据颅骨特征推断中国东北地区汉族成年男性眼外形

目的研究颅骨影像学指标与眼外形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对101例20~40周岁中国东北地区汉族成年男性,拍摄头面部正面相片和正侧位X线片,对面宽(x1)、上面宽(x2)、两眶宽(x3)、全面高(x4)、上面高(x5)、颅骨最大宽(x6)、额骨最小宽(x7)、眶宽Ⅱ(x8)、前眶间宽(x9)、全颅最大高(x10)、鼻骨最小宽(x11)、眶高(x12)进行测量及统计学分析。结果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的推定眼内眦间距(y1)、眼外眦间距(y2)的回归方程分别为y1=0.025 x2+0.291 x3-0.011 x7+0.041 x10-0.525(R=0.613,SEE=0.222 cm)、y2=1.703-0.08 x2+0.573 x3-0.142 x4+0.421 x5+0.096 x7-0.256 x8+0.149 x9+0.071 x10(R=0.745,SEE=0.341 cm)。经回代检验,两方程在±1SEE的准确率分别为75.2%和80.2%。结论所建立的眼外形的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推定精度,可以用于实际颅骨面貌复原工作。     

Narratives a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Law

Law can be characterised as a highly specialized tool with strong social impact requiring social legitimization and acceptance. Law is also specific, abstract world. World that needs words to exist. To understand law and to share its content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narratives related to it.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importance of narration in law as the consequence of discursive peculiarity of law and its dependence on the acceptance of societies. Law is culturally conditioned, and by means of narrative can combine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ety concerning legitimation with legal rationality. The law cannot function exclusively as an abstract and formal structure nor an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with own ways of legitimization or justification. Through social acceptance law gains its real form,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bordinated to cultural patterns. Changes in narratives change the law and then the real world. The article shows possible ways of analysis of narratives,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forms that are present in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