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

礼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诗渗透、积淀在礼的各个环节,并暗暗地决定了礼的存在方式和礼的历史命运.而当诗变成了《诗》,"诗学"变成了"诗教"时,"礼"也变成了"礼教",礼的诗性特征逐渐消失.在礼的诗化进程中,《诗》也逐渐政治、伦理化.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贯穿于"礼"的诗化和"诗"的礼乐化双向互动演变的整个过程.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挑战汉唐以来《诗序》研究的权威,其目的在于重建儒学,构建新的经典文化承传系统。这一创举不仅是《诗序》研究的大转折,也启发了宋代《诗》学,对于宋代《诗》学"尊序"和"反序"两大格局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汉、宋诗学过渡不容忽视的关键。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对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说的再思考

中国古典诗论的两大倾向--重政治教化与重自由抒情,其主要区别在审美趣味,诗教强调作品情性与风味的温柔敦厚,推崇中和之美.因之,屈原的"发愤抒情"、陆机的"缘情绮靡",一于内而论情感,一于外而论文辞,然实表里相依、气声相应,各以其"发愤"、"绮靡"突破诗教的美学要求,呈现新意.若拈以"言志"、"缘情"区分此两类诗论倾向,不免易滋误解,遮蔽了二者区别的核心所在.     

朝鲜“文气说”对中国文气理论的接受

从朝鲜"奇人吐奇气"、"学诗养气"、"慕圣人气象"、"气骨"等方面分析朝鲜诗论与中国文气理论的关系,可见朝鲜的气论学说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气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取得发展。作为与中国文论同源的朝鲜诗话,在借鉴和学习中国文论和文本(诗词文)的同时,也结合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对传统文论的延续与补充。促进了两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交流。     

论魏晋玄言诗对两宋理学诗的影响

玄言诗以其崇义重理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理学诗,并为理学诗奠定了基本的意义生成模式,即以诗化的议论阐释深邃的哲理,通过意象呈现情感和理智的融合,用玄境的构造传达悠远的理趣。玄言诗所具有的形上性、隐喻性和主体性,为理学诗同样特性的形成起到了发轫作用。"玄"和"理"的至上性和至善本质规定了玄言诗和理学诗的道德性,使二者具有鲜明的道德立场。根据述事、抒情和说理三种元素在诗中所占的地位和比例,可以将玄言诗划分为"但陈要妙"的玄理诗、"冥然玄会"的玄感诗和"超入玄境"的玄境诗。玄理诗是阐说义理之性理诗的先导,玄感诗是吟咏性情之理兴诗的前茅,玄境诗是表现意境之理趣诗的始基。理学诗风类似于玄言诗风的历史重演。在题材、类型的规定性上,玄言诗能对理学诗造成影响,主要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似的体用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以理事不二、体用相即为思想基础,暗含着月映万川、理一分殊意识的萌芽。     

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及其作用和价值

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的评点,在清初时诗选本中得以广泛运用。选家对评点有赞成、反对和折衷三种态度,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评点能否契合作者之意甚或发扬作者之意上。现存清初时诗选本主要有旁批、尾批、总评等三种主要的评论方式和"○"、"、""丨"、"∟"等圈点符号。其中,"○""、"最为常见,"○"主要用于标举句法、格律、风格等,并往往有旁批;"、"大多起提醒作用,类似于着重号。在当时是为了扩大影响便于传播且有嘉惠来学作用的评点,在当今却具有了丰富和完善清初诗学史的理论价值和考证清初文人事迹的文献价值。     

诗在亚里斯多德心中的地位

表面上亚里斯多德通过"四因说"把诗从其老师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那里拯救出来,而实际上他的这种拯救并没有超越其理性主义的框架:即,诗只有靠近哲学,遵循哲学的命令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从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看诗的可译性

诗是否可译,争论由来已久。不少中外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观点。无论从"传神达意"还是从"形式音韵"看诗的翻译的确很艰难。然而,诗并非不能翻译。通过对优秀译诗赏析,从诗的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我们对诗的可译性问题可以出"诗难译,但可译"的答案。     

制定《商法通则》之利弊分析--兼论《商法通则》的体例安排

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的论战中,立法者应该从理论的泥沼中跳脱出来,以务实的精神,建构一种符合时宜的制度安排。而《商法通则》就是对社会需要最为可行的回应,它兼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虽然其制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难题,但综合考量仍是商事基础立法的最佳选择。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

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已经从第一代迈向第二代,其现在及将来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环境法、能源法的伦理学基础上,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立法宗旨和目的上,将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能源法将更加限制常规能源的使用和开采,激励可更新能源资源的投资和经营。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的总体趋势是更加绿色化,以顺应国内及国际的双重压力。     

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应引入二分法原则与合并原则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在许多国家立法以及国际条约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的立法中于2001年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有所规定,但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并未纳入该原则。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在实践运用中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二分法原则的例外——合并原则有其引入的必要性。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体系中纳入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及合并原则的方式。     

我国控辩协商程序的规范进路: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确立,使刑事诉讼的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前移,与对抗模式下的庭审实质化相对应,控辩协商实质化亦成为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基本要求。然而,控辩平等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和量刑合意形成的关键环节,却未受到立法、实务层面的应有重视,相应配套之程序性规则体系与保障措施的缺失,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控辩双方诉讼实力不平衡导致控辩协商实质性缺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灵魂。为增强控辩合意过程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决策能力两个层面考量,探讨建立规范、具体、系统的控辩协商程序之基本方向和完善法律规范层面对控辩协商规制不足的路径。     

《民法典》夫妻债务条款的不足与应对

《民法典》第1064条关于夫妻债务的条款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条款原来只针对夫妻对外关系,上升为法律条文后同时适用于夫妻对内和对外关系,即“内外同一”模式。由于债权人不易了解夫妻内部情况,这种做法较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对此可以通过适当放宽债权人举证责任和强化法院职权探知予以应对。该条文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条文时与第1089条的衔接不够顺畅,遗漏了夫妻中举债一方的举证责任,应予补充。在内容上,该条第1款和第2款都出现“共同意思表示”,鉴于该条款的法理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建议将第1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签订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将第2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表见代理。此外,条文中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建议对其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     

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隐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对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对宽严相济的理解和适用、宽严对象的确认、该政策对行刑效果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社会控制机制等问题上均存在隐忧。现阶段应着力解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有的刑法原则、制度和实务的协调或配套问题。刑事政策效用的发挥和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立法、司法、行刑和社会控制机制,没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刑事政策将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信访制度的法理探析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律性制度.目前学界认为,公民因信访所受有之利益并非源自其应有权利,而是一种非法律上之合法利益,即反射利益.从考察信访制度及其规范目的之历史演变、比较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类似制度,特别是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入手,对信访权的法律属性及其在法秩序体系中的定位从法理学的角度作了全新的阐释.     

驳台湾“公投制宪“的理论依据

台湾当局主张"公投制宪",援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但从法理上分析,其"公投制宪"是不符合这一国际法原则的,是对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原则的挑衅.     

防治"非典"中适用刑法存在的法律冲突

在防治非典中,对传染病防治法第35条所列行为,医疗保健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严重玩忽职守行为在适用刑法时所存在的法律冲突,并分别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建议。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