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权行使条件探析

不安抗辩权作为合同交易过程中保障合同顺利进行以及维护当事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的适用非常普遍.但在适用过程中,因为立法的相对简洁以及实践中案情的多样复杂化,导致不安抗辩权的运用出现多种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其行使条件的判断上.而通过对众多实践案例的观察可以总结得出——一些诸如行业标准、合同目的、时间截点等未在法律条文中明文显现的因素则可以为案情的清晰判断提供有力的评判依据,从而使得复杂的案件获得恰当的解决.     

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诉讼过程中法官得否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各国立法的规定以及学界的讨论也大体遵循此种思路。该问题涉及到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文章通过诉讼时效及其抗辩权、释明权和诉讼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具体标准，并对我国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构建提出几点思考。     

论合同履行的抗辩权

作为新<合同法>增加的抗辩权制度是在民法基本原则诚信原则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诚信原则在合同履行中适用范围的扩展。因此,深入、全面地理解抗辩权制度的立法本质和价值取向,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

现代著名作家萧红与端木蕻良之间的关系,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萧红于香港病逝后,就有些人责以烦言,混淆视听,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与新近发现的可靠材料,分析论证了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伉俪深情,批驳了加在他们身上的“寂寞说”和“抛弃说”。     

先履行抗辩权之探究

在大陆法上,先履行抗辩其实是合同不履行的抗辩或同时履行的抗辩的内涵之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1.3条首次将先履行抗辩权规定为一项独立规则,我国《合同法》为矫正司法实践对双务合同之牵连性的认识缺陷,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1.3条,对先履行抗辩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先履行抗辩权并非《合同法》所独创。《合同法》应借鉴大陆法的做法,将诚信原则明定为判断后给付一方能否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基础。为避免合同关系陷于僵持状态,先履行抗辩权在行使上应注意与合同解除制度相匹配。     

论诉讼时效的效力

关于诉讼时效的效力,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应摒弃原有的胜诉权消灭主义而采抗辩权发生主义,在诉讼时效的援用上实行当事人主张原则,并对抗辩权行使的基本规则作出规定。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诉讼时效抗辩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究——以罗森贝克规范说为分析路径

对诉讼时效抗辩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权利人(原告),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义务人(被告)。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诉讼时效抗辩是依据抗辩权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权利抗辩,应当由提出抗辩事实的当事人,对该事实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有关抗辩事实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经继续计算或重新计算后届满;如果上述事实由权利人主张,则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由义务人主张,则由义务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

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以司法分权理论、程序过程理论为其理论依据。在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标准上存在着两个误区——将审判监督权与量刑建议权行使标准等同和将公诉权中的定罪请求权与量刑请求权的有效行使标准等同。有必要确立有效行使标准的原则,并确立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宏观标准和微观标准。     

物业费纠纷中服务不到位抗辩的司法认定

当前物业费纠纷的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告业主获判减付物业费继而胜诉的判例。然而,在这种“一边倒”的现象背后,物业企业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服务不到位问题。通过研究现行的物业相关法律依据,结合发达地区的司法实践先例,可以发现被告业主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达到减付物业费的目的,而法院应当本着对业主负责同时督促物业企业改善服务的宗旨,针对物业企业部分义务未履行或履行存在瑕疵,导致相应服务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作出相适应的减付物业费的判决。     

试论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关系

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时间,其性质是区别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一种特殊的责任免除期间.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一种相互衔接的关系,就一般保证而言,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中断,债权人在重新计算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论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上下限

惩罚性赔偿作为英美法系一项重要的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并影响到包括大陆法系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我国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也开始确立这一制度，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规范作用。但是任何制度都应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建立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上下限额，是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限额可以指导法官的裁判、发挥制度的功能以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限额，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社会经济文化并比较参考其它国家已有的经验。     

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无论在我国现行立法上还是目前理论界,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一直处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之间徘徊不定的状况。其实,保证期间既不属于除斥期间,也不属于诉讼时效,它是独立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之外的失权期间。在理清保证期间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关系及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现行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修改现行立法的建议。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以出罪为视角

对形式上具有刑事违法性但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进行出罪,我国理论界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透过刑法第13条的定罪程式,结合相关的理论,显示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并没有全面体现刑法第13条的内容,把但书排除在外,难以成为罪与非罪的标准.     

论古希腊的中庸精神

在古希腊,以“不要过度”为基本特征的中庸精神在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和文学中有着广泛的体现。这一精神至亚里士多德时发展成为具有伦理学、政治学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的“中道”思想。古希腊的中庸精神反映了人类早期求“中”、求“和”的共同思维倾向。     

诉讼时效：保护还是限制

诉讼时效作为一种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都引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法治水平条件下,除当事人可主张诉讼时效利益外,法庭在审判活动中亦可主动援用诉讼时效作为裁判依据;同时,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当事人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应予严格区别。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论诉讼时效的客体

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同世界其它各国相比,存在较多的缺陷和遗漏,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未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在适用诉讼时效上的困惑。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仅为请求权,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而且有些请求权依其性质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转换及适用

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合同的从合同，从主、从合同整体角度分析，存在着主合同诉讼时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三种时限，本文试图以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为线索对三者的转换、适用关系加以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转换、适用的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保证担保法律实践有所裨益。